大漢第一太子 問答調整
高燒不退，正文碼出來很亂，就以內容科普調整一天，明天補一章免費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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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歷史上最早的識字課本，在正文中有提到，正是西周宣王時期，太史令『籀』所編的《史籀篇》，收錄的文字是西周通用於神州大陸的大篆。
這裏的太史令『籀』，指的便是名『籀』並擔任太史令的一位官員，姓、氏皆已不可考；
在太史籀着《史籀篇》後過了數百年，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天下列國林立，言語異聲，文字異體；
到了戰國末期，也就是公元前三百年至公元前二百三十年，籀文大篆已通行500多年，書寫繁難，多有不便，已經不能適應日益繁複的社會活動，以及日趨複雜的文化思想內容，各國在實際應用中，就有求簡取便的自然需求。
而在戰國末期的趙、楚、齊、魏、燕、韓、秦七國當中，唯有秦國為『周之故土』，使用的文字是古籀大篆一系的文字——小篆；
而其他六國所使用的文字，則與周秦系攥體文字頗有不同，按照各國百姓習慣和不同的歷史演變，發展成了許多種字體，故戰國六雄的文字，如今也已大半失傳。
王國維先生將此現象概括為：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
到始皇嬴政統一六國之時，秦人在原有大篆的基礎上『頗有省改，取其便捷易用』，得出新的文字；
而這種比大篆簡易、省改的秦國文字，就是通俗意義上的『小篆』。
只不過大篆、小篆等名稱，都是後世學者所擬定的，當時人並不這樣稱名，小是相對於大而言；
按照歷史記載，在真實的歷史時期，始皇書同文，規定以秦字為天下唯一通用文字時，應該並不曾稱其為『小篆』，而應該是『秦篆』。
如願掃滅六國之後，始皇嬴政採納秦相李斯的建議，『罷其不與秦文合者』，在全國範圍內推行簡易規整的小篆字體；
為了順應這一『書同文』的文字改革國策，地方郡縣可謂雲起而景從，各種馬匹奏摺如雪花般飛入咸陽，說到底就是一句話：我政哥牛x！
當然，比起地方郡縣如此赤裸裸的『牛x』，中央朝堂的官員拍起馬匹，無疑是更體面、更顧形象，也更高級一些。
如丞相李斯，為順應『書同文』而作《倉頡篇》的共7章；
中車府令，也就是當世公認的奸宦趙高，作《爰歷篇》共6章；
以及秦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共7章，都屬於『如何拍出高水平的馬屁』的教科書級示範；
而這三篇，在正文中有提到：三人所作共計3篇20章，世稱『秦三倉』；這三篇被史學家公認為『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即得小篆字體。
——說白了，就是在《史籀篇》的基礎上，進行一定程度的二次創作，並順帶將字體從周大篆改成秦小篆，好方便天下文人能更容易看懂、能更輕鬆的讀通。
說到這裏，不得不提一下：秦盡焚天下之書，在當代可謂是婦孺皆知的『罪證』；但實際上，秦始皇頒發的焚書令，卻並非是『燒光所有的書』。
從史料記載的原文中，我們就不難發現這一點。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中，李斯請奏始皇頒佈焚書令的原文為：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
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
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
以古非今者族；
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
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
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
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簡單理解一下這番話的含義，就能明白始皇嬴政採納李斯的建議，頒發《焚書令》，針對的是哪些書籍了。
——史官非秦記皆燒之，便指『但凡是史書，只要不是秦官所記錄，就通通燒掉』。
這一點無可厚非：欲滅其國，先滅其史；
始皇橫掃六合，一統天下，為了統一華夏，自然要在一定程度上磨滅這六國的歷史，以加速民族統一的進程。
——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則是說：除了擔任博士的中央官員，其他任何人都不允許收藏《詩經》《尚書》（等）諸子百家着作，如果有，那就由地方郡守、郡尉彼此監督着燒毀。
這也沒什麼不好理解的。
仲尼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
為什麼『思無邪』？
因為《詩經》中所提倡的價值導向，都是在說『往外打才對，打外族才正義，窩裏橫不可取，華夏內部的戰爭都是不義之戰』。
在這種情況下，悍然興起『不義之戰』，並通過徹徹底底的內部鬥爭掃滅天下列國的嬴秦，能讓百姓再看到『思無邪』的《詩經》，那才是腦子有問題。
至於其他的諸子百家典故，基本也都是一樣的道理——諸子百家一大抄，雖然披着各種不同的皮，但核心價值觀往往並沒有什麼太大詫異，頂多就是側重點不同而已。
——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
這兩句，前一句是『焚諸子百家之書』的補充條款，即：不單單要燒了諸子百家的着作，也同樣不允許百姓談論，以避免這些危險的思想通過『口口相傳』的方式，繼續留存在華夏大地。
至於後半句，即『以古非今者族』，那就更是言簡意賅了：秦之前，華夏民族從未曾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統一政權，所以對於嬴秦而言，很多歷史經驗都失去了參考價值，甚至可以說是成為了政權前進的障礙。
如嬴政統一天下之初，總有儒生跳出來，教嬴政應該怎麼做一個合格的天子，惹得嬴政不勝其煩，甚至在當代影視作品中，留下了『李斯吃塊肥肉怎麼了？！』的經典場景。
所以，通過法令的方式，禁止民眾以歷史經驗平叛嬴秦，也是題中應有之理——作為華夏第一個統一政權，對於嬴秦而言，沒有任何歷史經驗靠得住，只能靠自己摸索。
再之後的幾句，如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同樣是作為焚書令的補償條款——包庇的官員連坐；
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則是為焚書令定下時限：三十天之內，凡是中央下令焚毀的書，都必須全部焚燒；
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也終於說到了重點：哪些書不燒呢？醫學、藥理、占卜、卦算、耕種、植樹相關的，即具有較強實用性的同時，又不包含某人思想哲學、人生哲理的書籍，可以保留。
再到最後一句：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則是與劉漢『將普法進行到底』的思想背道而馳，將法律局限在了『我讓你學，你才能學，我不讓你學，你就不能學，我說法律是什麼樣，它就是什麼樣』的程度。
結合這此間種種，我們便不難發現始皇嬴政《焚書令》所要燒毀的，是哪些書籍了。
——故戰國列雄之史書、諸子百家思想精華，詩、書等經典，以及律法。
但很顯然，作為啟蒙讀物的《倉頡》《爰歷》《博學》三篇，即不屬於某國史書，也不屬於諸子百家中某一家的思想精華，更和律法扯不上關係。
再結合秦滅亡之後，漢室在極短的時間便整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共計二十章，以六十字為一章，重新整理出五十五章，共三千三百字的『四言漢倉頡』，也不難推測出這三篇啟蒙讀物，是並不包含在《焚書令》的打擊範圍內的。
原因很簡單：根據歷史記載，將《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整合為『四言漢倉頡』的，是『閭里書師』。
說的再直白點，就是某幾個在鄉下教書，給小孩兒啟蒙的半吊子書生、文士，連名字都不配留在史書之上······
在那個書籍無比珍貴的時代，如果《倉頡》《爰歷》《博學》三篇也被包含在焚書令的打擊範圍內，那『閭里書師』能擁有這三本着作，並輕而易舉的將其整合為一，顯然有些令人匪夷所思。
在『閭里書師』於漢初改變《倉頡篇》之後，生於西漢末年的辭賦家、思想家揚雄採摭眾家之說，輯成《訓纂篇》，而後順續《倉頡篇》，凡三十四章，同樣是每章六十字，共二千零四十字。
到這裏，《倉頡》已經有了八十九章，共五千三百四十字；
東漢的名家班固，則在揚雄續作的基礎上，又續作了十三章，共一千三百八十字，將《倉頡篇》的篇幅推高到了六千七百二十字；
東漢和帝時，郎中賈魴又~~~在班固續作的基礎上，擴充、刪改三十四章，共二千零四十字。
就這樣，《倉頡篇》包括它的續作，就達到了總共一百二十三章、七千三百八十字，儼然是一部煌煌大典。
班固《漢志》記載：『蒼頡一篇。』注云：『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母敬作。』
其『小學家』小序又云：『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並為《倉頡篇》。』
班固又說：『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
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易《倉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群書所載略備矣。』
至東漢和帝永元年間，郎中賈魴承班固所續而廣之，擴充三十四章，名為《滂喜篇》。
《隋書·經籍志》着錄『《三倉》三卷』，注云：『秦丞相李斯作《倉頡篇》，漢揚雄作《訓纂篇》，後漢郎中賈魴作《滂喜篇》，故曰《三倉》。』
唐人張懷瓘《書斷》也說：『和帝永元中，賈魴又撰《異字》，取（班）固所續章而廣之，為三十四章，用《訓纂》末字以為篇目，故曰《滂喜篇》，言滂沱大盛。……《倉頡訓纂》八十九章，合賈廣班三十四章，凡百二十三章，文字備矣。』
《北史·江式傳》也存類似記載。梁庾元威《論書表》：『李斯造《倉頡》七章，趙高造《爰歷》六章，胡母敬造《博學》七章，後人分為五十五章，為《三倉》上卷；
至哀帝元嘉中，揚子云作《訓纂》記《滂喜》，為中卷；
和帝永元中，賈升卿更續記《彥均》，為下卷，故後人稱為《三倉》也。』
這就是後世所稱的「漢三倉」，即原本「秦三倉」為上卷，揚雄所續《訓纂篇》為中卷，班、賈所更續者《滂喜篇》為下卷。
就目前材料來看，漢初改編的五十五章本流傳範圍很廣，影響也最大。
《倉頡篇》在流傳過程中，還產生了大量訓詞釋義之作，猶如字典，以備檢索。
其中漢代有揚雄的《倉頡訓纂》，和杜林的《倉頡訓纂》《倉頡故》；
魏晉之後，又有張揖《三倉訓故》和郭璞《三倉解詁》；
其中，《隋志》中着錄《三倉》三卷，並注云『郭璞注』，可見唐人所見者，僅郭璞《三倉解詁》而已。
《倉頡篇》雖然是《史籀篇》的繼承和發展，收集了當時的簡易便捷之體，但隨着華夏文字不斷發展並演進，到了漢代，尤其是是東漢，《倉頡篇》所收之字已大多成了古字、難字和希用字，所以不便實用，其少人問津的歷史命運便在所難免。
自史游的《急就篇》問世，《倉頡篇》便少人問津而漸次式微。
到再後來，唐人修《隋書》，便只着錄《三倉》三卷，到了明人修《宋史》時，便不再提及《倉頡篇》。
所以有學者據此推斷：《倉頡篇》亡佚於宋室靖康傾覆之際；但據常理推測，其失傳的時代或許還要早，大致在唐宋鼎革之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