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無垠之奇偶平行空間 第二百八十二篇 太極少俠尋找墨家十四

    墨家功利主義：「利」和「義」——墨家是重利的，墨家的孝是利親，忠是利民。一筆閣 www.yibige.com「忠，利君也；孝，利親也；功，利民也。」連「義」的定義也是：「義，利也。」儒家的孔丘和孟軻把「利」和「義」完全對立起來，提倡去「利」存「義」。墨家則說「義，利也」。這就把義和利統一起來。

    墨家對功利的論述是圍繞「義」與「利」這樣一對中國傳統倫理的重要範疇展開的。其中的利字所指即為功利,涵蓋了利己、利人、利天下三方面的含義。

    獲取功利是墨家所追求的最大目標,也是他們判斷是非言行的唯一標準。墨子從人們趨利避害的本性角度,為人們求利動機的合理性進行了辯護,但墨子又強調利己的實現存在於利人之中,所以要實踐兼愛,「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來取代「別相惡,交相賊」,從而達到「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可見,他所追求的利,最根本的還是天下之利。用這樣的方式使得義利合一:義就是利,主張貴義重利,把利視為義的內容、目的。

    關於道德評價的根據問題,墨子認為應「合其志功而觀焉」,把動機和效果結合起來考察。關於處理爭議評價真理的根據問題，墨子認為還是要看實踐中的事功與結果。墨家強調不光要有好的目的，更要有好的結果。由於墨家的功利主義，使得墨家學術是一個開放式的學術體系，而不是一個封閉的理論體系。

    一.平等兼愛的天賦人權思想。「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墨子·法儀》）。

    在墨子那裏，人生來平等，這是上蒼賦予人的一種不可被剝奪的權利。所以墨子批評孔子的「仁」存在親疏厚薄之別,從而提出「兼愛」，主張無差別的人道主義原則，以解放平民。《墨子·經說上》指出：「仁，愛己者，非為用己也，非若愛馬。」——墨子肯定人的尊嚴、權利、價值，認為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

    墨子珍惜國民的生命權。「天欲其生而惡其死」說的是生命神聖。墨子告誡執政者：「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並且以暴王桀、紂、幽、厲被「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作為執政者之警醒。（參見《墨子·天志下》）。

    墨子在《非樂上》中批評當政者無視民眾生存權與休息權，他指出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

    墨子重視勞動者私有財產權，在他看來不管是物質活動「耕稼樹藝」、「紡績織紝」，還是政治活動「聽獄刑政」、「治官府」、「斂關市」，都是勞動，都應該「賴其力者生」，辛勤勞動獲取勞動成果。他強烈譴責那種「不與其勞，獲其實」的不仁不義之舉，認為應該「不賴其力者不生」。

    墨子極力為平民的政治人權吶喊，他的《尚賢上》中要求：「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

    之」。參與政治的權利，是人人平等的，他說：「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尚賢中》）

    二.民主選舉的社會契約思想。墨子說：「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為人。」（《墨子·尚同下》）。無國家權力，只有百姓的自然權利。那麼，為何後來產生了各級政府官員呢？

    墨子在《尚同上》闡述了民主選舉產生政府的觀點：由於原來的無政府狀態「天下之亂，若禽獸然。」所以人們「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三公。」「立諸侯國君。」「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正長」——從天子到三公，從諸侯到正長，政府各級官員莫不是經民主選舉產生。

    《墨子·經上》明確指出：「君、臣、萌（民），通約也。」也就是說，人們在選舉產生政府的時候，是有一個社會契約的。墨子在《尚同中》闡述了這個社會契約：（1）人們選舉產生了政府，就將部分自然權利讓渡給了政府，政府有權力「發政於天下」、「制為五刑」、「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2）建國設都，設立天子諸侯，不是讓他驕奢淫逸的；而輔之以卿大夫師長，也不是叫他們放縱逸樂的，乃是讓他們分授職責，按公平之天道治理國家。執政者有義務「為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

    墨子批評當時的執政者違背了這個社會契約，說「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

    王公大人將父兄左右寵幸都任命為行政長官，「非正以治民」，導致社會混亂，民眾不肯與上面協調一致，責任在執政者。（參見《尚同中》）。

    三.非攻贊誅的共和革命思想。墨子認為，「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尚賢上》）。他反對等級制度，反對儒家所說的「天命」。他指出，儒家所言的「天命」是「天下之大害也」（〈非命上〉）。「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述），非仁者所之言也。」（〈非儒下〉）。

    在墨子那裏，行「義政」，不行「力政」，是執政者的一種義務。行「義政」的，人們「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行「力政」的，人們「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墨子·天志上》）。

    暴王當道，墨子主張共和革命。墨子「非攻」而贊「誅」，嚴格區分了戰爭的性質：一方面，墨子把大國攻小國、強國攻弱國的戰爭，叫做「攻」，對此強烈反對，認為「今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維護多元化；另一方面，墨子把民眾討伐暴虐害民之專制君主的戰爭，稱之為「誅」，大加讚賞，實際上賦予共和革命以合法性。（參見《墨子·非攻下》）。

    平等兼愛邏輯發展之下的「義政」，是共和政治、利民政治。因為歷史局限，墨子沒有提出權力制衡，但強調公平競爭、平等博弈。墨子注重對少數派、弱者權利的保護，「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墨子·兼愛中》）。

    「強」「弱」，「眾」「寡」，「富」「貧」，「貴」「賤」，「詐」「愚」，這些對立的雙方，在墨子看來都是正常社會合法的客觀存在，應該有一個遊戲規則任其共和相處。墨子雖然主張「尚賢」「尚同」，但把這一切建立在平等競爭之上，是講究共和的，他認為：「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指出「兼王之道」應該不辭意見相左的賢人。

    四.立法為公的依法治國思想。墨子是中國第一個主張依法治國的思想家。在《墨子·法儀》中，墨子以工匠依規矩畫方圓推而廣之，批評當時的執政者：「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度，此不若百工，辯也。」他主張「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

    關於「法」的形式，墨子認為有憲法（憲）、刑法（刑）、軍法（誓）。他在《非命》中指出：（1）「所以出國家，布施百姓者，憲也。」（2）「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3）「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

    關於立法問題，墨子眼光獨到而睿智，在《墨子·法儀》中提出了如下兩點：（1）法不是維護暴政的工具。「法不仁，不可以為法。」聯繫墨子對「仁」的闡述，可見墨子認為立法的目的是為了保障人的尊嚴、價值、權利。（2）法不是人治之法。究竟由誰來立法？考慮到人性現實的弱點，墨子認為「天下之為君者眾，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父母、學者、君王，都是不可靠的，不能由他們來任意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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