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秦曲 第十四章一個楚人眼中的大秦帝國上
?大秦帝國的軍事力量相對於漢朝初期甚至是到漢朝中期，並沒有人數上的相對優勢。
就以漢景帝時期的七國之亂而言，漢朝長安朝廷與七國叛軍之間的兵力總數，已經達到了將近一百萬，這個數字還只是雙方之間的交戰兵力而已。而還不包括一些沒有被戰亂波及的郡兵部隊以及戍守長城的軍隊。
而從這一方面而言，漢景帝時期的大漢帝國總體兵力，保守估計就已經達到了一百四十萬左右。
而漢武帝時期的兵力總數也許削減不少，但是從一方面而言，馬邑之圍漢朝調動了將近三十萬軍隊，這一部分軍隊很有可能有一部分來源自燕國與趙國的諸侯**力，這一點有可能說明在經歷了七國之亂之後，漢朝諸侯王的軍事控制權被大幅度削弱，但是這些諸侯國的軍隊，並沒有太多的削減。
漢武帝時期的兵力總數的減少，主要是漢武帝時期採取了騎兵集群作戰的方式來應對與匈奴人之間的攻防作戰。
這麼一來，長城邊境除了少部分必要的守衛步兵部隊之外，相當一部分軍隊被騎兵部隊所接替。
可以說，刨除了大秦帝國的大規模騎兵部隊編制之外，漢武帝時期開闢了又一個大規模使用騎兵作戰的範疇。
……
雲中城的部隊多達一萬三千人，作為一個軍事重鎮，雲中城基本上已經成為一個戍守軍力的要塞。
而若非是如此，九原郡方向也不會每隔一段時間就派遣一支運糧隊，運輸糧秣支援雲中城。
而相對於這麼一個情況而言，雲中城沒有太多的騎兵，而經過張嘉師的相應調度之後，雲中城的騎兵部隊，只有一個二五百主的編制。
而餘下的一萬二千人，基本上就是弓弩手以及步兵部隊。
嘛，張嘉師也沒有打算讓騎兵下馬守城，這一種安排無疑是一個很蠢的方式，就算下馬的騎士在作戰能力上並不差於一般的重裝步兵太多，但是毫無疑問，如非必要的話，也沒有幾個人會真的打算這樣做。
張武與景攸兩人分別指揮一支五百人的部隊在東門後面的建築區對匈奴人設置伏擊區域，在某個意義上，這種情況可以說是似乎有些殺雞用牛刀。而對於景攸而言，他卻沒有這樣的想法。
……
景攸作為一個出身於楚地的屈景昭三家之一的景家旁支的一個庶子，在公元前218年被徵調進北疆軍團當中，擔任一個普通的戍卒。
在幾年的時間過去，一直到大秦帝國爆發內亂的時間到來，景攸在北疆軍團的北地郡一地的軍事閱歷也許比不上九原郡一帶的北疆軍團主力，但是毫無疑問的事情是，他對於匈奴人並不陌生。
只不過景攸雖然有相當豐富的作戰經歷，而其資歷也算是相當豐厚，但是一直到他跟隨其他北地郡的官兵歸降張嘉師的軍隊之前，也不過是一個小小的什長。
景攸不是不知道在這之前，大秦帝國陷入一片混亂之中。甚至是算得上是作為決定國運的一戰當中，大秦帝國咸陽朝廷的主力部隊幾乎全軍覆沒，而作為大秦帝國左將軍的張嘉師，同樣也在此戰大敗而歸。
只不過景攸不認為這一個情況會意味着大秦帝國滅亡，相反，從他理解到的小型消息當中，他能夠憑藉自己的學識以及閱歷，分辨出巨鹿之戰，大秦帝國一方雖然算得上是慘敗，但是毫無疑問的一點，那些叛亂的所謂義軍，事實上也失去了對大秦帝國一舉而下的主導權。
王離，張嘉師兩支部隊分別敗走，但是不代表兩支部隊沒有作戰能力，相反，若是沒有抓住全殲這兩支部隊的機會，那麼對於大秦帝國而言，還有東山再起的機會。
而景攸在知道了項羽居然在棘原坑殺了章邯部的殘餘秦軍部隊之後，他就知道項羽此人已經無法成事。
因為這些人雖然主要是刑徒所組成的部隊，但是毫無疑問的一點，那就是這一支部隊的作戰經驗相當豐富，在整個大秦帝國當中也能夠排的上號。
但是項羽並沒有將這一支部隊收為己用，而是選擇避免出現禍患而一舉全數坑殺，景攸就知道項羽的結局不會太好。
他在知道了這個消息之後，心中下定了決心，那就是眼下並不是脫離北疆軍團的最好時機，而若是有所變故的話，他再離開這個地方也不晚。
景攸之所以會想這些東西，主要是因為有不少同樣是從楚地徵調，甚至是在同一支部隊擔任軍官的楚地出身的官兵，正在籌劃着自己是應該離開，還是趁機奪取北地郡的一些區域的控制權，發動叛亂，響應關東的義軍。
說實話，景攸從來不認為這些人若是選擇叛亂，會有什麼好結果。
別的先不說，若是眼下這些人選擇叛亂，並不算是精銳盡出的關中一地，也有足夠的兵力平定他們的這一小股叛亂，而更要命的地方，那就是哪怕是在北地郡，他們都別想得到足夠的支持，然後壯大發展自己的力量。
關中一帶的區域，可以說是大秦帝國的核心所在，而北地郡的部分地區雖然收歸大秦帝國領土不過是百年不到的事情，但是這些人對於大秦帝國的凝聚力不低。
景攸從自己看到過的一些書籍當中，能夠知道這是一種起源於商鞅變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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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變法，其最為詳細的描述在史書當中難以尋找其面貌，但是商君書對於商鞅變法有着比較詳細的描述：
秦孝公同大臣研討強國大計，公孫鞅、甘龍、杜摯三位大夫侍奉在孝公的面前，他們分析社會形勢的變化，探討整頓法制的根本原則，尋求統治人民的方法。
秦孝公說：「接替先君位置做國君後不能忘記國家，這是國君應當奉行的原則。實施變法務必顯示出國君的權威，這是做臣子的行動原則。現在我想要通過變更法度來治理國家，改變禮制用來教化百姓，卻又害怕天下的人非議我。「
公孫鞅說：「我聽過這樣一句話：行動遲疑一定不會有什麼成就，辦事猶豫不決就不會有功效。國君應當儘快下定變法的決心，不要顧用天下人怎麼議論您。何況具有超出普通人的高明人，本來就會被世俗社會所非議，獨一無二見識思考的人也一定遭到平常人的嘲笑。俗語說：\『愚笨的人在辦成事情之後還不明白，有智慧的人對那些還沒有顯露萌芽的事情就能先預測到。\『百姓，不可以同他們討論開始創新，卻能夠同他們一起歡慶事業的成功。郭偃的法書上說：\『講究崇高道德的人，不去附和那些世俗的偏見。成就大事業的人不去同民眾商量。\『法度，是用來愛護百姓的。禮制，是為了方便辦事的。所以聖明的人治理國家，如果能夠使國家富強，就不必去沿用舊有的法度。如果能夠是百姓得到益處，就不必去遵循就的禮制。「
孝公說：「好！「
甘龍說：「不對，臣也聽說這樣一句話：\『聖明的人不去改變百姓的舊習俗來施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改變舊有的法度來治理國家。\『順應百姓舊有的習俗來實施教化的，不用費什麼辛苦就能成就功業；根據舊有的法度來治理國家的人，官吏熟悉禮法，百姓也安樂。現在如果改變法度，不遵循秦國舊有的法制，要更改禮制教化百姓，臣擔心天下人要非議國君了。希望國君認真考慮這樣的事。「
公孫鞅說：「您所說的這些話，正是社會上俗人說的話。平庸的人守舊的習俗，讀死書的人局限在他們聽說過的事情上。這兩種人，只能用來安置在官位上守法，卻不能同他們在舊有法度之外討論變革法制的事。夏、商、周這三個朝代禮制不相同卻都能稱王於天下，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卻能先後稱霸諸候。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創製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約束。賢能的人變革禮制，而沒有才能的只能受禮制的束縛。受舊的禮制制約的人，不能夠同他商討國家大事。被舊法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討論變法。國君不要遲疑不定了。「
杜摯說：「臣聽說過這樣的話：\『如果沒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變法度，如果沒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換使用工具。臣聽說效法古代法制沒有什麼過錯，遵循舊的禮制不會有偏差。國君應該對這件事仔細思考。「
公孫鞅說：「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應該去效法哪個朝代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襲，又有什麼禮制可以遵循呢？伏羲、神農教化不施行誅殺，黃帝、堯、舜雖然實行誅殺但卻不過分，等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時代，他們各自順應時勢而建立法度，根據國家的具體情況制定禮制，禮制和法度都要根據時勢來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順應當時的社會事宜，兵器、鎧甲、器具、裝備的製造都要方便使用。所以臣說：治理國家不一定用一種方式，只要對國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商湯、周武王稱王於天下，並不是因為他們遵循古代法度才興旺，殷朝和夏朝的滅亡，也不是因為他們更改舊的禮制才覆亡的。既然如此，違反舊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應當遭責難；遵循舊的禮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國君對變法的事就不要遲疑了。「
孝公說：「好。我聽說從偏僻小巷走出來的人愛少見多怪，學識淺陋的人多喜歡詭辯，愚昧的人所譏笑的事，正是聰明人所感到悲哀的事。狂妄的人高興的事，正是有才能的人所擔憂的。那些拘泥於世俗偏見的議論言詞，我不再因它們而疑惑了。「
於是，孝公頒佈了關於開墾荒地的命令。
而的內容說明了商鞅變法的一個變革基調，那就是若是有利可圖，則是順勢而為。
而的部分內容，則是說明了大秦帝國的不少地區的民眾凝聚力的強大：
人民不敢抗拒法律，國家就強，人民敢於觸犯法律，國家力量就弱，所以治理得法的國家一定要使人民不敢抗拒法令。人民樸質，就不敢觸犯法律；民眾放縱就敢於恣意妄為。不敢觸犯法律就會守法。人民守法，就聽眾役使；任意而行就不受控制。所以說採取強民政策以去除不守法的民眾國家力量就弱；採用弱民政策以去除不守法的民眾，國家力量就強。
民眾，國家優待他們，他們就與國家親近；國家合理地役使他們，他們就與國家同心。國家起用他們，他們就全力以赴。他們與國家同心，國家就不貧乏；他們全力工作，國家的政令就會取得好的效果。如果國君拋棄法度，放任人民為所欲為，那奸邪就多了，人民貧窮就會努力致富，致富就會放縱，放縱就會產生如虱蟣一樣的弊端。因而人民富裕了就不易役使，那就讓他們以糧谷頂替外出服役，使他們每人都出力，那樣農民就不怠惰。農民不怠惰，六種弊端就不會產生。所以國家富強，人民守法就是強而又強。
國家兵力衰弱，強大困難。人們都愛惜生命，貪圖安逸，拼死赴國難是以難做到的。若拼死赴國難是不難之事，兵力就是強大的。人民若有羞恥之心，那奸邪就會減少。國家賞罰沒有差錯，奸邪就會止息。敵方在這方面有差錯，就會對我們有利。兵力強大，就會產生聲威，作戰不以任何手段為羞恥就利於用兵。長時間處於有利形勢，一定能稱王。所以用兵做到敵人所不敢做的，兵力就強大；做敵人認為可恥的事，國家就有利。法度有常，人民才能各字其位；君主隨機應變，才能萬事成功。國這家有常法國君操縱大權，就有利。所以國君以機變之能為貴，國家以穩定為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