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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琦身為樞密副使,西北四路大總管,直接掌握了數萬禁軍,還有兩三倍的番軍,可是年紀不大,才三十多歲。
雖然年輕,他已經位列中樞了,甚至在范仲淹主持朝政的時候,一直都是范仲淹的副手的存在,這樣的地位,已經算是北宋絕對的領導層,他有資格知道很多隱藏在朝政背後的東西。
很多東西,只有級別到了一定的程度,才能夠了解,有些事情,如果面向整個國民,或者整個官員層次,那最終的後果是不可想像的
西夏算是一個跳樑小丑,可是,因為西夏的騷擾,讓邊疆的局勢越來越惡化。
土地荒廢,降雨減少,人員匱乏,這就是邊疆最大的危機,邊境四路,在韓琦到達的時候,實際上,已經變成了專職的軍州,幾乎完全務農或者是牧業的,完全沒有,所有的一切,從上到下,都是跟軍事有着密切的關係。
這樣可以集中力量到一起,讓邊疆擁有着強大的力量,卻也給中樞巨大的壓力。
從好水川時候,每年兩三百萬貫,到慶曆四年的六七百萬貫,這個增長幅度,沉重的壓在了中樞身上。
葉清臣有時候根本不敢開啟大型的工程,甚至小型的投入也縫縫補補,在韓琦到西北四路的時候,整個樞密院和中樞,都已經確定,要插手到遼夏之戰,這中間可能會有一場大戰,可是最終,韓琦帶走的,只有30萬貫。
西北已經成為一個頑疾,一個沉重的壓在中樞吸血的頑疾。
北宋朝中,不缺能人,甚至為了解決西北的問題,不少人都在做這個方面的工作,解決西北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填充實邊,這本就是封建王朝,解決邊患的一個既定戰略,而且在歷史上,很多次,都產生了立竿見影的效果。
可是這個不是什麼該不該的問題,而是一個能不能的問題,邊境之所以多有問題,原因就是在於邊境的基礎不夠,填充實邊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可是這個方案最大掣肘就在於,環境的問題。
如果西北這邊,能夠發展的跟和河北一樣好,那麼整個北宋才算是固若金湯,牢不可破。
兵民兵民,兵是從民之中誕生的,民也可以供養兵,這是一體兩面的事情,沒有足夠的人員,沒有強大的基礎,單純依靠外來輸出的防護,根本無法抵擋可能出現的危險。
大量的民眾前往,如果本身不能夠養活自己,不能夠產出足夠的糧食,無法支撐起他們活下來物質的話,那就是更大的包袱,支撐幾十萬的軍民,已經是北宋能夠做到的極限的,再多上幾倍,北宋不用別人打,本身就會垮掉。
以前是沒有這個基礎的,西北能夠保證現在的穩定,已經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了,弄大量的人到西北,別人沒有過來,還造成了巨大的動盪。
人要是活不下去,沒有飯吃,那麼什麼事情都能夠做出來的。
解餓的災民,如同蝗蟲一樣的吃掉一切,一旦有人引頭,揭竿而起,會帶來什麼。
韓琦最初被調來西北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干涉遼夏之戰,而是為了坐鎮西北,陝西的旱災,已經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幾個州郡的絕收,沒有一個有能力,且影響力強大的重臣坐鎮,說不定就會出亂子。
韓琦完美的解決了這一切,不是30萬貫的作用,這個只是一個引子,真正的作用,還是哪裏靠近內陸,就算是起了亂子,也不會有巨大的影響,真的是西北四路,靠近邊境的位置,引發了這麼巨大的災害的話,一旦西夏介入,後果不堪設想。
這一切,伴隨着靈州水利徹底的改變,原來貧瘠的,只能夠長草,連放牧都有些不太合適的西北,卻變成了塞上江南。
一個可能會擁有超過5000萬畝水澆地的西北,跟原來,土地貧瘠,隨時都有可能面對戰爭的西北,這是兩回事。
他們擁有足夠的基礎,去容納更多的人口,擁有了容納龐大人口的基礎,那麼接下來,所要做到的,就是要填充這些人口,讓這些人去發揮作用,就能夠讓西北越來越強大。
這是一個良性的循環,是一個穩定邊疆的最好的方法,有了這個作為根基,哪怕只是把這個遠景發揮出來十分之一,也是一個可怕的數字,對於邊疆的穩固,將會是定海神針一樣。
如果朝堂上的袞袞諸公想要整個北宋穩定,邊關安寧,同意這個只是時間問題。
這一點,韓琦是有巨大的信心的,韓琦是北宋少有,年富力強,各方面經驗非常豐富的官員之一,否則的話,為什麼當時回京的時候,是他以30多歲的年紀,成為了范仲淹的副手,甚至在范仲淹的變法之中,起到了相當的作用。
為什麼參與到范仲淹的變法之中,就是因為,整個北宋已經到了不變不行的程度了,不變法,那就是慢性的死,變法的話,有兩種可能,一種是重新崛起,改掉問題,另外一種,是加速死亡。
范仲淹,着實是一個非常有魄力的人,也是個人操守的北宋之冠,就算是韓琦這樣,年輕前途無量的,也不敢保證自己的各方面都完美無瑕,可是范仲淹卻可以做到。
最大的魄力,實際上是在變法上面,北宋仁宗一朝,賢臣無數,只要是能夠接觸到北宋的實際情況,都會知道,目前北宋只是仁宗和朝堂諸公勉強維持,一旦出現大規模的變故,將無法挽回。
看出來的多,真正能夠有魄力,提出變法,並且踏踏實實的去做的,朝堂之上,只有范仲淹一人。
正是這種精神,吸引了一大批的年輕的才俊追隨,其中就包括了韓琦,富弼這樣出色的人才,才讓短短一年的時間之中,發出了眾多的變法。
追隨者眾多,反對的更多,為什麼要變法,那是朝堂出了問題,北宋可以說是整個封建王朝最為富庶的,人口和財富這兩者已經說明問題了。
別的王朝,往往要到一兩百年之後,才會出現問題,才會矛盾重重的,可是北宋,這才七八十年,就出現了這麼嚴重的問題,為什麼,就是有人得到了不該拿到的東西的,並且逐步加大這個口子。
這個根源,是在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徹底讓武將放下刀兵,又成立了將門,他們在政治上面的沒有了可以追求的東西,就只能夠在商業,在財富上面。
同時,為了壓制將門,趙宋無限的拔高了讀書人的待遇,官家於士大夫共治天下,也是如此,這些讀書人之中,有一部分,也參與到了這個財富的瓜分之中,加劇了這個變化。
將門的迅速腐化,巧取豪奪比比皆是,加上土地兼併,還有眾多其他的問題,底層無法保護,就無法保持穩定。
范仲淹的新法,幾乎是直至核心,對所有既得利益者和權貴動手。
這些人包括了將門,還有讀書人之中一部分,打擊面太大了。
得到了仁宗的支持,范仲淹以樞密副使的身份,主持朝政,可以說,連首相都無法擋住他的鋒芒,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權貴,可能一家一戶,沒有范仲淹強大。
一般而言,這些欺軟怕硬的權貴,是不太可能跟范仲淹直接衝突的,可是范仲淹是挖掘他們的根基,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他們豈會輕易的放手。
這些權貴,沒有可能更進一步,這些家財,這些地位就是他們的全部了,范仲淹這麼動手,他們當然會引發反彈。
他們沒有實力跟范仲淹正面對抗,卻會用種種的方法,延緩新法的頒佈。
任何的制度,都是要人來執行的,再好的制度,面對着執行人的問題,也會有巨大的問題,這些權貴們所用的,就是這一招。
不說違反你的命令,只是陰奉陽違,或者是拒不執行,新法很難向下推行,有時候,甚至連汴梁城都出不了。
一個文官,還是有抱負的文官,怎麼可能跟他們這些權貴結合起來對抗,可是范仲淹面對着對手的勢力,從來都沒有想過要後退,他在實力不足的情況之下,想盡千方百計,準備強行推行新法實行,最終犯了忌諱,插手科舉。
這是大忌,哪怕北宋,士大夫於官家共治天下,卻有些東西,是無法動的,科舉就是其中一個關鍵的點,當范仲淹插手科舉,就註定了他的命運,哪怕他的操守可以相信,哪怕他的目的,規矩就是規矩。
仁宗的掌控能力,可比神宗強大太多,王安石的變法,也是插手科舉,最終造成的是北宋最後一絲元氣,徹底的消失,黨爭開始出現,並且葬送了北宋的命運,可是仁宗,發現不對,立刻改變,哪怕面對的是范仲淹。
仁宗很清楚,范仲淹沒有一個心思,可是他不敢賭,更不敢讓這個規矩徹底的廢掉,在兩者差別之下,選擇了穩定朝政。
這也成為變法派轉折點,他們的一切力量,都來源於仁宗的支持,仁宗支持的時候,他可以毫無顧忌的施政,當仁宗的支持不再的時候,他也只是一個樞密副使,甚至是即將被罷黜的樞密副使,轟轟烈烈的慶曆變法,就在這個時候戛然而止。手機用戶請瀏覽m.biyange.com閱讀,更優質的閱讀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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