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柱覺得十分的無奈,以前的楚黨,可是他們的盟友,以前他們合作愉快,現在與熊廷弼的關係就堪稱莫逆。茶壺小說網 www.chahu123.com
原版此時的熊廷弼,己因廣寧失守而下獄,現在通過米柱搭上皇帝這條線,當上兵部尚,軍機大臣,備受寵信,春風得意。
而楚黨另外一位大佬劉一燝,則因米柱失信,認為被米柱忽悠了,所以越走越遠,又和東林黨走近。
前年朝廷大局,東林黨一家獨大,壓制三黨聯盟(楚、齊、浙),自從東林三君先後落馬後,東林黨聲勢大弱,即使葉向高、韓爌依舊在內閣之中,但也難掩頹勢,帝黨崛起。
現在東林黨、楚黨、浙黨聯合,對抗帝黨了。
這形勢變化之快,沒有人可以全看得明白,那時皇權被壓縮於皇宮,朝廷各黨狗咬狗,斗一個你死我活,現在帝黨崛起了,他們又團結起來,為了仕權而戰皇權。
這全是因為利益而改變立場,他們這是自然而然的走在了一起。
不能不說對方的政治鬥爭經驗豐言,發現在新農物的推廣上是他們的薄弱環節,所以他們從這裏出擊,以擊帶面,打擊他們的威信,從而動搖他們的利益體系。
但這種傷國傷民的政策徹底激怒了米柱,令他勃然大怒之下,決定鋌而走險,你用陰招我也用陰招,看誰陰險,誰魔高一丈。
第二日,米柱前去戶部,公然宣佈準備接任國稅局局正,這是一個得罪人的活計,洪承像是逃命一樣逃離了此位,去當薊遼總督副手,現在準備當蒙古行省巡撫。
許多人意外,居然是由米柱接任了,這可是一個妖孽,不知這是福是禍。
整個大明朝,稅收以農稅為主,由於在開國初期,商業被蒙元掠奪性的破壞,所以太祖皇帝朱元璋為了恢復商業,宣佈對大部分商業免稅。帝諭戶部曰:「曩者奸臣聚斂,稅及纖悉,朕甚恥焉。自今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
徵收的商稅也很輕(凡商稅,三十而取一,過者以違令論。)一直到萬曆年間,張居正搞了一條鞭法的稅制改革,才重新徵收商稅,大明的農稅大概佔75%,鹽稅大概佔10%,剩下的皇莊收入亂七八糟的大概佔5%,商稅只佔10%左右。
宋代是一個重商的時代,宋王朝為什麼重商?從官府的立場來看,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可以徵收到誘人的商稅,與農業稅相比,工商稅課利更厚,徵稅成本更低。
宋政府在京師設有都商稅院,在各州縣均設立了商稅務:「凡州縣皆置務,關鎮或有焉,大則專置官監臨(景德二年詔:諸路商稅年額及三萬貫以上,審官院選親民官臨蒞);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監押同掌」。也就是說,一個縣至少有一個商稅務。
盡大明朝則是一個輕商、賤商的時代,國家將賦稅的重心是田賦與力役,對商稅、禁榷收入、金融收益都不怎麼重視。
儘管朱元璋也在各州縣設立稅課司局,徵收商稅,但明朝稅課司局的數目遠少於宋朝商稅務。
大明稅課司局的課利額也很不成氣候,洪武十三年,吏部奏:「稅課司局歲收額米不及五百石者,凡三百六十四處,宜罷之。」也就是說,明王朝設立的四百多所稅課司局中,有364所的年徵稅額居然不及五百石米。按明初兩浙及京畿官田以銀折收稅糧的官定標準,「銀每兩准米二石」,五百石米約可折銀一千兩,折錢一千貫。在宋代,年課利額一千貫以下的商稅務,屬於微小型場務,通常是承包給私人的:「許人認定年額買撲,更不差官監管」。
在大明王朝的商稅總額也是微不足道的,「弘治時,商稅課鈔,共四千六百一十八萬九千貫」,聽起來似乎是一個大數目,但弘治年間大明寶鈔已經嚴重貶值,「每鈔一貫折收銀三厘,是四千六百餘萬貫以銀計之,不過一十三萬八千五百四十兩有奇耳」。全國一年的商稅收入,不足十三萬兩白銀。
而宋代的收入呢?「至道中,歲入稅課錢四百萬貫;天禧末,增八百四萬貫」;「皇祐中,歲課緡錢七百八十六萬三千九百」,北宋天禧之後,商稅年額大約為八百萬貫,是明初商稅總額的六十倍(按銀一兩折錢一貫計算)。熙寧十年,華亭縣轄下的青龍鎮,商稅收入為一萬五千貫,相當於明初全國商稅總額的十分之一強。
這裏的商稅,指商稅務對市場商徵收的過稅與住稅,並未包括茶鹽酒的禁榷稅與市舶收入,據戶部的文獻紀錄,宋代單酒稅(含專營收入)方面的收入,就常年保持在每年一千二百萬貫以上。
宋明商稅收入反差這麼大,是因為宋朝商稅率太高而明朝商稅率超低嗎?原因當然不可能這麼簡單。
宋代過稅的稅率為2%,住稅為3%,合計5%;明代商稅率為三十稅一,只是略低於宋朝。在實際的徵稅過程中,宋明兩朝都存在橫徵暴斂的問題,但橫徵暴斂解釋不了宋明商稅的六十倍反差。只能說,明前期的商業極為凋敝和官紳的避稅偷稅厲害。
不過沒關係,大明朝的稅基是田賦。據米柱看到的戶部統計,弘治十五年(1502年),田賦正額為16799341石糧;1570—1590年期間(隆慶—萬曆年間),鈔關稅、商稅、蕃船抽分、房地契稅、竹木抽分、礦銀、漁課等收入,合計943000兩銀;役與土貢折色1687000兩銀。
工商稅在國家稅收中的比重,不足5%,而在宋代,來自工商稅與禁榷方面的收入,貢獻了70%以上的財政歲入。
這也意味着大明全在土裏刨食,大明農民的負擔極重。
但是有一點必須說明的,大明國初,商業凋零,而且國家的政策也是重農輕商,但是經過二百多年的蓬勃發展,商業極其發達,在江南許多地方,己處於資本主義萌牙前夕,這也導致了名義上地位高的農民吃虧,地位低的商人悶聲發大財。
萬曆皇帝就是看中了這一點,知道其中油水驚人,才會派出稅監分赴各地徵收各種商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沒有可能皇帝挨窮,臣子富有的,也沒有可能這麼大塊的肥肉,皇帝吃不到一點,全讓臣子們獨佔了。
不過臣子們不爽了,太祖皇帝、成祖皇帝都不收稅,你憑什麼收?難道憑你窮?另外就是萬曆派出的稅監,全是一群貪婪的文化低下的太監,收稅沒有技術含量,就一搶字,憑着手中的權勢,巧立名目,橫徵暴斂,對當地的經濟生活造成巨大的破壞和衝擊,這一點被官員們加以利用。
在萬曆年間,稅監橫行天下,天怒人怨,敢打敢收拾稅監礦監的,就是好官,比如李三才,就是驅逐和毆打稅監而獲得天下之名,這也是說,皇帝都沒權收稅,只有他們可以。
不過儘管萬曆皇帝弄得天怒人怨,名聲臭不可聞,天下百姓官員,人人或喊打或明諷暗刺,但他着實是弄了不少銀子,但這一項政策因為萬曆駕崩而止,泰昌帝為了收買人心,下詔召回天下的稅監礦監,在這一場皇權收稅與仕權收稅的鬥爭中,仕權大獲全勝。
繼入稅收還是由官府收,還是以在田裏刨食為核心,朝廷官府之下,養着大量的稅吏稅丁,對於土地那是敲骨吸髓式的收稅,對於油水更豐的商稅卻是視如不見?
他們真的眼瞎了,不知道其中的油水?當然不是,這商稅還是要收的,但只是收平民百姓,沒有背景靠山的,對於那些官紳豪強,則是爭一隻眼,閉一隻眼。
而大明,生意做得大的,那一個沒有後台和靠山,這就變成富的不收稅,窮的收,富者愈富,窮者愈窮,既有李三才這種超級大富佬,也有奔波了一年才勉強一飽的人們。
現在米柱計劃接掌國稅局,擔任局正,國稅局才成立半年左右,他們主要是負責收商稅,因為商稅比較容易收,做生意的,沒有本錢也有貨,比較容易收得上來,不像農民,地里刨不出食來,就是什麼也沒有。
國稅局之所以收到了八十萬兩稅銀,是因為他們獲得了米利堅商行系和皇家銀行系的全力支持,沒有他們的全力支持,根本收不了這麼多的稅。
另有那些士紳豪強把持的絲綢、制陶、茶葉等行業,他們是收不到稅的,因為對方根本不鳥他們,除非國稅局去搶,洪承壽沒有這勇氣和膽子。
米柱現在是計劃將商稅這一塊由戶部及地方官府剝離,不再收地方官收,而是由國稅局收,地方的商稅務由國稅局接管,由國稅局徵收之後,押解入國庫。
對于田稅,在土裏刨食,總量有限,產量有限,他根本看不上眼,在他米柱的時代,不但全免了田稅,國家還對耕田提供了補貼,國家全靠商稅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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