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侮辱與被壓迫的 十六 生活之輕〔4〕
三年後，一件更悲慘的事發生了，我爹也死了。
我爹不是叫我給氣死的，他死於一場意外安全事故。
死亡的場面很慘很慘，慘不忍睹，甚至超過了「壞人」之死。
不過我爹肯定是好人，事發時他站在樓根底下，和公司幾個領導檢查工程質量，就在他摘下安全帽那一刻，從五樓上掉下來一塊磚頭，跟認識他似的，不偏不倚砸中了腦袋。
據大哥向我娘傳回醫生的話說，把我爹的天花蓋給砸碎了。
也許這就是命。其實我爹干質量檢查員工作沒幾天。聽我娘說，我爹能幹上這份清閒的工作，是因為他的年歲大，本人又是公司和局裏的勞動模範，公司領導愛護他，還特意找他談話說，老李同志啊，我看你這麼大歲數就不要再挖泥砌磚，去干一點輕鬆的活兒吧。
命里有時終須有，
命里無時莫強求。
只是我爹哪知道，他沒有那個享福的命。
我總在想，假如他繼續砌牆壘磚，現在肯定活得好好的。
告別我爹遺體的那天，我娘是真哭啊，哭得天翻地覆、死去活來，中間哭暈了兩回，這可忙壞了公司派來的兩個專門照顧我娘的年輕女工。她們一人架着一根我娘的胳膊，形影不離地跟着她。我爹的五個血脈延續者，大姐和二姐也一樣淚流滿面，但她們走路的步子卻是相當輕鬆，根本用不着別人來攙扶。看來還是我的老娘說得對，隔代人隔着一層親。
我沒注意到大哥和二哥哭了沒有，他們一直跑前跑後的忙活着。
毫無疑問，我沒掉一滴眼淚。這絕不是說我心腸狠，也不是說我恨我的老爹，儘管他曾經打過我無數次。實際上，看着我爹那張變了形的臉，我的心非常非常難過，卻不知道為什麼，鼻子已經酸酸，就是擠不出一滴眼淚來。後來我想，或許這就叫「欲哭無淚」吧。
毋庸置疑，死去的我爹還是無限愛我的。
他用自己最寶貴的生命給我換來了一份工作。
在我爹死後不久的一天，公司領導再次來我家慰問。
我娘顫抖着手指着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見那眼淚嘩嘩地流。公司領導趕緊湊上前，緊緊握住我娘的手，一邊安撫着她，一邊再三向她承諾，將儘快解決我的工作問題。
這個時候，我中學畢業已經一年多，一直呆在家中待業。
……
收到上班報到通知單那天，是在我爹死了兩個月後。
消息傳來的時候，我娘嗬嗬地笑了。這是我爹死後，她老人家第一次露出笑模樣兒。吃完晌午飯，把我叫到她跟前，然後打開炕櫃的小門，從大包裏面翻出一個小紅包，從小紅包裏面拿出一個金線繡花包，小心翼翼打開紐襻，拿出一疊十元大票，數出一百五十元。
「么兒，拿錢去商店買一輛自行車。」她遞給我說。
那時候，收音機、縫紉機、自行車屬於人們生活中的「三大件」。買一輛自行車，等同今天的人們買一輛小汽車，也算得上一件不小的事。我接過錢，興奮地連數了兩遍。一輛地產的「東方紅」牌自行車價格是一百四十七元，一百五十元滿夠，還能剩下三塊錢。
「去吧，趕在天黑前就騎回來。」我娘又催促道。
我想了想，把錢推回我娘手裏：「娘，我不要自行車了。」
「為啥？」我娘不解地看着我。
我說：「我先坐公交車上班，等掙夠了錢再買也不遲。」
「么兒，你真這麼想的？」我娘瞪大了眼睛。
我使勁兒點點頭：「是。」
「么兒，你懂事了。」我娘說罷，竟抹起了眼淚。
說一句心裏話，不是我不想要這個錢，是我伸不出去這隻手。我再清楚不過，這些錢都是國家發給我娘的生活贍養費，那是我爹用自己一條鮮活生命換來的。當然，我的想法也很簡單，既然我爹用生命給我換來了一份工作，我咋敢拿他的命再去換一輛自行車？
……
我上班工作的地方離家很遠，已經到了市郊。
經過幾回計算，從我家到工廠的單向路程，需要花費一個半多小時，中途還要換乘一回公交車，往返加在一起就是小半天。至於工作單位，還是我爹生前所在的建築公司。只不過我不用去砌磚壘牆，公司勞資處接到領導指示，分配我到下屬的一家混凝土建築構件廠。
第一天到廠勞資科報到，我遇見了專門管生產的李廠長。
這位李廠長我認識，曾經和我爹一塊幹過幾年的瓦工，還來過我家喝幾回大酒。他很熱情，走到我身邊，拍拍我肩頭說：「這不是老李頭兒的么兒嘛，是不是來報到的？」
我點點頭，傻笑了兩聲。
他說：「你想幹啥活兒？和我說說。」
我說：「你說話算數嗎？」
他說：「我大小是個廠長，說話當然算數。」
可是，還沒等我想說幹啥好呢，他突然笑出了聲。
我翻了他一眼：「我有那麼好笑嗎？」
他又笑了一聲：「小嗑兒還挺硬，真是不同凡響啊！」
「……。」我嘎巴嘎巴嘴，沒說出一個字來，感覺臉有點熱。
只聽他說：「你小兔羔子膽大，啥人都敢打倒，你敢不敢打倒我？」
「嘿嘿……。」我頓時聽明白了，臉上是火燒火燎。
不過，李廠長說話還是算數的，他再次讓我得到我爹的陰蒙，使我沒去干體力繁重的混凝土工，而是分到生產樓牆板的大板線車間，幸運進了機修班，做一個電焊工的學徒。
在十幾個人的機修班裏，我認識了我一生中唯一的一個師傅。但讓我始料不及的是，師傅教會我乾的第一件活兒，卻不是打火、切割、焊接的要領，而是如何張開大嘴喝酒。
那時候，我每月的工資僅夠吃飯，人民幣剛好十九元整。
……
我上班才半年，一向偉大的祖國又發生了一件大事，毛主席死了。
這一年，是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六年九月九日，我也剛滿二十一歲。
千變萬變不離其宗，自然規律亘古不變。我曾經「打倒」過一回的毛主席，在那山呼海嘯般「萬歲」的吶喊聲中，最終也沒有能夠免除一死，他老人家只得乖乖去了那邊。對於我們這一代中國人來說，屬於毛澤東時代的上半夜，在這個時間節點上算是一個結束。
死去的人沒有了生活的時間。
活着的人卻感到生活的無可奈何。
每天太陽照常升起，我的生活依舊如此簡單，眼睛一睜，拉屎、吃飯、上班、喝酒。到了晚上，一躺進被窩，再溫習一遍那門必修的「功課」，然後眼睛一閉，昏昏睡大覺。如此這般往復循環，一晃兒七、八年又過去了，我們一向自命不凡的偉大祖國，開始邁開了改革開放的大步，少年輕狂的我也終於成了一個老小伙子，早已經過了娶妻生子的年齡。
直熬到後來的一天，我才好不容易娶了一個媳婦。
她的名字我很喜歡，大名叫「楊桃」，小名叫「桃子」。
據她和我說，在她家房後， 有一棵桃樹，種了好多年。她媽媽生她的那年秋天，正趕上結果的大年，枝頭上掛滿了鮮靈靈的水蜜桃。她媽媽告訴她說，渾身無力的自己，遙望一眼窗外沉甸甸的果實，再看一眼襁褓中的她，對她爹說，我看這丫頭就叫「桃子」吧。
我倒沒稱呼她幾天的「桃子」，便改口叫她為「高粱紅」。
嘿嘿，高粱紅是我給她起的一個外號，她也很喜歡我這樣稱呼她。我之所以這樣叫她，僅僅因為她那水靈靈、胖乎乎的臉頰上，印着兩塊淺淺的鴨蛋般大小的「高粱紅」。
我第一次見到她的那天，就是在教我大口喝酒的師傅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