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巡按本身仍是監察御史的外差,就算在紹天朝升為五品,仍是監察御史。他們的升遷順序,其實也是有一些定例的。
別看他們在外巡按的時候,權力大的沒邊,但不等於他們就已經真的跟督撫們平級了。
監察御史也是要按考核成績來遷官的,一般是遷按察僉事, 這是地方按察使司的三把手了,後來多成為地方分巡道的兼銜,紹天朝直接統一分守分巡等各道,統一為分巡道,另設各廳。
所以巡按升遷,升的最多的是地方的分巡, 這是能力證明, 也是最大的嘉獎。
另外也有升按察副使, 或升大理寺丞、布政司參議的,甚至有遷知縣的(極少數,且是京縣畿縣)。
極少數升按察使、布政司參政、太僕少卿、知府、通政司參議、光祿少卿的。
也有升僉都御史、大理寺評事、太僕寺丞的。
其實各個官職,都有一定的升遷順序和方向的。
巡按直接升巡撫,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當然,皇帝特旨題授當然是另外一回事,更何況如今是特殊時期。
皇帝用人,可以不按吏部的官員選授規矩來。
張煌言是從龍起義的元勛,做過寧紹兵備,又做了兩任巡按,既有資歷又有功績,正常也不可能遷知縣、太僕寺丞之類的,若是正常升遷,當是升僉都御史,仍在都察院。
僉都御史下一步就是升副都御史或六部侍郎等了。
現在直接升巡撫,還是廣東巡撫,這可不一般。
要知道, 之前廣東巡撫可是直接由兩廣總督兼任的。
「朕留何騰蛟在朝,任內閣協辦大學士, 入總理處幫辦軍務,以瞿式耜任兩廣總督,蘇觀生任廣西巡撫、張肯堂為福建總督,馮京第巡撫福建,你巡撫廣東,台灣設三府,台北台中台南,劃入福建管轄,單設一位台灣巡按,派呂大器巡按台灣。」
原福建總督鄭鴻逵被朱以海召入朝中,任兵部侍郎。
原福建提督鄭芝豹改任御營福建行營副提督,施大宣任台灣行營提督,鄭採為副提督。
瞿式耜和張肯堂都只任總督而不兼巡撫,鄭氏幾人也都調任他職,明顯是皇帝對這三省的重大調整。
「瞿式耜將駐節南寧,以穩定西南,尤其是方便節制廣西土司, 並利於援剿雲南叛亂。」
「你巡撫廣東,安心發展,廣東既有廣州大港,利於海貿,又有珠江水系連通兩廣,何況還與江西聯通,可經贛江直抵長江。再則,佛山鎮,其冶鐵製器業十萬興盛,一定要繼續擴大生產。」
「如今前線局勢漸穩定,攻守易勢,我們也度過了最難的頭三年。接下來,要略微調整發展方向,尤其是做為大後方的嶺南,廣東的任務還是經濟發展,珠三角擁有沃土良田,但也不能只種糧食。
還是得兼顧經濟,現在情況好轉,可以適當的放寬些經濟種植,在保證能夠嶺南自足,且能完成給朝廷的供應量外,也可以發展棉、麻、桑以及茶葉的種植髮展。
同時嶺南傳統的採礦業、冶煉、制器、造船、貿易也不能鬆懈。
老百姓光靠種地,頂多能填飽肚子,但是油鹽醋醬醋茶,衣褲襪帽鞋,讀書看病等等,都還得靠其它經濟作物,甚至是打工等幫扶的。
起碼也得男耕女織,才能自給自足,若是再發展些副業,搞搞養殖等,才能豐衣足食,有所富餘。
現在我們與這些夷人開海貿易,廣東條件得天獨厚,一定要抓住這機遇,無農不穩,無商不富。
你回去任巡撫,主政一方,一定要掌握好方向,民生要搞好,但經濟更要發展,要想辦法給百姓增加收入,也給朝廷多添稅收。
你們在大後方,給前線輸送糧食,上繳稅銀,甚至造船造炮,提供銅鐵鹽,就是最大貢獻了。」
張煌言連連點頭。
他本是浙東士人,早習慣工商發達帶來的繁榮好處。
這兩年,因為戰爭,也因為饑荒,所以一直強調保糧食種植,解決饑荒,因此要求糧田是種糧為先。
大大減少了經濟作物。
以往環太湖江南地區,曾經的魚米之鄉,江南糧倉,甚至因為棉紡絲織業的發達,所以幾乎家家戶戶都是種棉花種桑樹,糧食還全靠江西湖廣供給。
因為種棉桑等收益更高,蘇杭等發達的絲織棉紡業,需求太大,自然就使的江南百姓不種糧。
而湖廣江西也是魚米之鄉,他們工商織造等業不發達,百姓習慣種糧,然後銷往江南,也有不錯的收益。
韃子入侵,中原動盪。
以往的這種模式被迫中斷,大家連飯都吃不上的時候,誰又還顧的上再養蠶織絲。
不論是韃子還是明軍,都是要求田地都種糧,以滿足軍需,維持戰爭。
不過朱以海畢竟是穿越者,也清楚知道如果只搞農業,廢掉工商,後果是很嚇人的,這種事情也只能短期為之。
否則很難長期,畢竟就算只顧軍事,也不是只要糧食就夠的,也還得各種武器裝備等等。
更別說,打仗除了耗費糧食,更耗費銀錢。
所以這兩年,朱以海也開始在江浙等地,慢慢的放開種植限制,不斷的擴大或者說恢復經濟作物的種植,雖然放開的比較謹慎,一點點放開,始終要求保證糧食安全。
但大趨勢是好的。
廣東做為大後方,保證糧食自足,再適當的給朝廷上繳量的同時,加大恢復工商,恢復經濟作物甚至養殖業等,這是必須的。
廣東一個佛山鎮,在明末的時候,其冶鐵製器的能力已經非常驚人,廣東以往出口的鐵器極多,僅是鐵鍋鐵壺,就名揚海外,外貿出口量驚人,創造極大利潤,帶動着燒炭、挖煤、珠江運輸、鐵礦開採等一系列產業發展。
一個簡單的算法。
種一畝桑葉,養八九筐蠶,一個婦人,忙碌一年,可以養好幾茬,這些蠶大約能繅八斤絲,可以織二十匹綢。
良田種麥谷,豐年每畝縱收二三石,不過值銀二三兩,若種桑葉,每畝采葉養蠶可收水絲八九斤,值銀十五六兩。
如果種棉花,籽棉畝產八十斤左右,市價百斤銀二三兩,每畝種棉收入也有二兩左右,婦人織棉布,日織一匹,若是再加半夜,熟練的能織兩匹。
如果種煙草,也是收益數倍於稻麥。
種桑養蠶的,絲貴的時候,養蠶一筐就能當種一畝糧的收益。
市價好的時候,種桑養蠶是種稻收益的四五倍甚至十幾倍。
所以當糧食問題沒那麼緊張的時候,必須放寬限制,給百姓恢復經濟作物,既是給百姓增加收益,同時也為市場提供活力,更為朝廷多得稅賦。
當然,這裏面始終也還有個度。
晚明起,江南地區就是已經無序亂種了,為了經濟收益,農民會把所有的地都種經濟作物,連自己的口糧都買的吃。蘇州、松江、杭州這些江南大城,已經完全依靠湖廣江西等外地糧。
甚至本地都沒有什麼存糧,每次稍發一下洪水什麼的,城中沒有糧食運進來,就會糧價大漲數倍。
甚至出現饑荒。
這種情況就明顯是不行的。
所以朱以海現在跟張煌言討論的,就是紅線還是得劃的。百姓有田地的,得定個比例,逐年放寬。
比如現在,糧食問題還是比較重要的,所以如廣東這樣的後方,十畝田地,可以種植兩三畝的經濟作物,剩下的七八畝必須保證種糧,以後情況好,還可以再適當的放寬一兩畝。
不能全去種經濟作物。
糧食起碼得先能夠本地自足,保證本地供應,再留有一些餘地。
剩下的田地再去發展種經濟作物。
具體的比例,就得視各地田地數量,人口數量等,來調整,必須保證糧食自給自足,還能有些富餘存儲和上繳。
給百姓讓利發展同時,也要根據實際情況,對這些經濟田,適當的征些收稅收。
比如種棉的種桑的種煙的種藥草的,根據實際產出收益情況,按糧田田賦十收一左右的比例,加補一些。
一畝糧田是征田賦二斗,如果種桑棉是種糧幾倍收益,那麼肯定得適當加征一些,但也要考慮到如桑田收益雖高,但其實是要加上養蠶附加,種棉收益高,也有織布這些附加勞動在內,所以給出一個桑、棉、煙等田地種植的新稅率,必須得合理,不能傷農。
「廣東地處大明南端,雖有海運之便,但如果從嶺南運糧到北方來,實為不便,成本也高,所以朕還是希望嶺南大力發展工商、貿易。」
「嶺南自產的糧,百姓留足口糧後,統一徵收採購,然後也不需要北運,就在嶺南各府縣,設立糧倉,直接存儲。少部份,運往周邊的江西、福建、貴州、雲南、湖南等省交界處建倉儲存。」
朱以海現在對漕運制度也早有調整,一來主要靠海運,二來對百官等,不再發放祿米,而是僅發給少量,以供口糧,其餘的都是折銀髮放。
這樣的話,朝廷漕運負擔減輕。
糧食的調配,主要是沿海、沿長江、運河,沿主要交通幹線建立起轉運倉儲制度,糧食分儲於這些幹線上,各地有需,則就近調配,然後再周邊補滿。
不需要把大量糧食都儲備到兩京地區等。
在那些交通樞紐,區域中樞位置,建立起大倉,這就跟朱以海以前網購喜歡京東買東西,因為他速度快一樣。而他速度快,主要就是他們在各地建立倉儲中心,就近發貨。
所以朱以海認為糧食也完全可以這樣。
以前隋唐時就這樣干,大型糧倉可以存儲幾千萬石糧食。
大明漕糧運輸,一年運幾百萬石漕糧入京,結果耗費的卻是起碼兩倍以上,成本太高。
漕糧改海運,尤其是各地建倉存儲轉運調配,提高效率,節省耗費。
甚至如廣東、江浙地區,得重新恢復他們工商資本的優勢,為朝廷提供更多稅銀,而不是種糧。
這套東西,其實戶部尚書阮大鋮最能理解,他也是最早就跟皇帝提出不能只顧糧種而完全放棄經濟作物種植的人,他在任浙江巡撫的時候,這塊是做的很好的,皇帝也大力支持他。
所以浙江的絲織業、茶業恢復最快,湖絲的產量恢復很快,通過外貿賺取了大量的銀子,朝廷也獲得了很多稅收。
甚至生絲茶葉換戰艦換大炮換僱傭兵,那都是硬通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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