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x; 車開出一段距離後,我聽見坐在後排的崔可夫和班杜林像兩個老朋友似的聊開了天。
崔可夫試探地問道:「班杜林同志,我前段時間去過幾次第229師,但是從來沒見過你,你是新調過去的吧?」
崔可夫的這個問題,也引起了我的好奇,要知道前段時間我還在第229師時,發現師級指揮員就只有薩任上校一人,別說政治部主任了,就連師政委都沒有。後來還是遇到來自方面軍政治部的營級政委潘琴科,師里才有了個臨時的師政委。
班杜林沉默了片刻,回答說:「司令員同志,我是薩任師長的老戰友,早在他還是團長時,我就是他的政治部主任。當我們師接到最高統帥部的命令時,很多部隊還沒來得及收攏,為了不貽誤戰機,經過師黨委會研究後,決定由師長薩任同志先帶五個營進入指定位置,而我和師政委特魯寧同志,則等剩下的四個營集結完畢後,再趕到戰場和師長匯合。」
崔可夫點點頭,若有所思地說道:「嗯,這個情況我了解,第229師進入戰場時,全師只有五個營的兵力,卻要防禦寬度達到十五公里的區域,實力是弱了點。假如九個營都同時到達,並配備了足夠的反坦克力量,那麼你們師就可以固守在有利陣地上,可靠地保護第62和第64集團軍的結合部,制止敵人向第62集團軍的側翼和後方實施突擊。」
班杜林苦笑着回答說:「我們師當時是部署在哈爾科夫方向,以預防該地區的敵軍北上攻擊莫斯科,可誰也沒有料到。敵人的真正進攻目標是斯大林格勒。師長帶着五個營開拔後。我們光收攏剩下的四個營。就花去了兩天的時間。等部隊集結完畢,要出發了吧,負責鐵路調度的軍運指揮員卻告訴我們,因為要開拔到頓河流域的部隊很多,再加上敵人的飛機不停地轟炸鐵路線,我們師要想乘車的話,起碼要等上一個月。軍情如火,我們可沒有時間等上一個月。所以採用步行的往這裏的戰場趕來。雖然我們緊趕慢趕,但還是用了將近十天的時間才到達戰場。這個時候,師部已經離開了原來的戰鬥位置,渡過頓河,往斯大林格勒的方向退卻了。於是我們又渡過頓河,沿路打聽着找到了師部所在地,和薩任上校會師。」
「班杜林同志,」我聽到這裏,忍不住問道:「我前幾天也曾在第229師待過,當時從方面軍政治部來了一位特派員。被薩任上校任命為代理政委,如今他到什麼地方去了?」
班杜林看着我。回答說:「奧夏寧娜中校,你說的是營級政委潘琴科同志吧?」見我點頭表示肯定,又接着說,「我和特魯寧同志回到師里後,政委自然就是特魯寧,而潘琴科這位代理政委,就成為了師里的副政委。」
聽到薩任上校對潘琴科的安排,我對他的好感又增加了幾分,至少他不是一個過河拆橋的人,立馬就感覺在心理上和他又親近了許多。
「班杜林同志,」崔可夫又開口說道,「既然你和薩任上校認識了很長時間,能給我講講你對薩任的個人看法嗎?」。
班杜林爽快地點點頭,說道:「可以的,司令員同志。反正我們還要做很長時間的車,就讓我給你們講講我和薩任上校之間的故事吧。
1939年下半年,我從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我被分配到他的團里去任職。當時薩任師長還只是一名中校團長,對於他來說,我就是一個既沒有工作經驗又沒有戰鬥經驗,只會耍嘴皮子的政工人員,所以我報道時,他只接過介紹信看了一眼,便扭頭問坐在旁邊的團政委特魯寧:『政委同志,我們團里還有什麼空閒的職位嗎?』
特魯寧還算友好,過來和我主動握手後,才回答說:三營剛補充完畢,缺一名政治副營長,可以讓班杜林同志擔任這個職位。
薩任同志聽完,看了我半天,勉強同意了政委的提議。於是就這樣,我到了三營擔任政治副營長的職務。我到營里不到半個月,部隊就被抽調到了列寧格勒,參與對芬蘭的作戰。
司令員同志,您應該知道,芬蘭的冬季蠻長而嚴寒,風大雪多,氣溫常年在零下30~40度以下。戰爭爆發時,正逢全年中晝間最短的季節,漫長的黑夜極大地限制了我軍航空兵優勢的發揮。戰爭開始時正趕上一場大雪,戰區積雪深達一米,給我軍的行動帶來了極大不便,卻給擅長滑雪的芬軍提供了一顯身手的機會。……」
崔可夫聽到這裏,抬手打斷了他後面的話,有些不耐煩地說:「芬蘭的地形怎麼樣,我們心裏都明白,我曾經在蘇芬戰爭中指揮過集團軍。你還是直接說重點吧。」
「我們團的任務是進攻卡累利阿地峽的曼納海姆防線,由於敵人的防線有完整的防禦工事體系,它由縱深約90公里的3道防禦地帶組成。各道防禦地帶均依託湖泊沼澤等天然障礙物,構築有大量永備發射工事和土木火力點,另有近千個地下暗堡,並以塹壕和交通壕相溝通。面對如今堅固又易守難攻的工事,我們團前後發起的幾次攻擊都沒有奏效,反而傷亡累累。當一營二營的進攻再度受挫,被迫後撤的時候,防線上的芬軍趁機發起了反突擊,企圖一舉突破我軍的陣地。就在這時,我帶着新組建不久的三營沖了上去,和敵人展開肉搏近戰,經過一番惡鬥後,我們全殲了這股敵人。
當打掃戰場時,薩任和特魯寧來到了我們中間,對我們營所取得的戰果大加讚譽。在這一刻,我才第一次看到他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經過這次戰鬥。我所承擔的工作。也由原來救助傷員、運送物質、打掃戰場這類的工作。變成了負責全營的政治宣傳,並有資格參與作戰計劃的制定。」
「薩任上校是一個屢立戰功的英雄,但他的缺點也不少。我不止聽一個人說過,他的脾氣暴躁,是個很難相處的人。」崔可夫忍不住又插嘴,發表了自己對薩任的一點看法。
「是的,司令員同志。到團里以後,我就聽不少人說他的脾氣古怪。但在真正接近後,卻發現他還是有很多優點。雖然他有時很粗魯,經常在制定作戰計劃時,衝着自己的部下大發雷霆,跳起腳來發脾氣。但是等事情一過,他又會讓被他罵的狗血淋頭的部下道歉。
在戰鬥中,他也有缺點。只要在打仗的時候,遇到了前面的情況不妙時,他就會對特魯寧說:『政委同志,這裏交給你了。我到前線去看看。』說完,就帶着幾名警衛員。跑到戰場最激烈、最危險的地方,甚至和敵人面對面地交火。
不可否認,他的這個作戰特點,自然會給第一線的指戰員們增添無限的力量和勇氣,能夠使最危險的陣地穩定下來,或者使最難攻克的陣地被我軍突破。可是他忘記了他是指揮員,應該留在指揮部里統籌全局,而不是像普通戰士那樣去衝鋒陷陣。他的這個缺點,如果是當連排長的時候,還不顯得怎麼明顯;等他指揮一個團,一個師的時候,就顯得越發危險了。要知道一旦他在戰鬥中有什麼意外,部隊就會出現群龍無首指揮癱瘓的情況,到時就有可能破壞上級交給我們的重要使命。」
崔可夫聽他這麼說,居然出人意料地點了點頭,接着說道:「班杜林同志,你說得很對。要知道在前段時間的戰鬥中,就有過這樣慘痛的教訓,第192師師長扎哈爾琴科上校,當敵人突破該師的防線,並向他的師指揮部逼近時,他沒有聽從部下的勸說,迅速地撤退,而是要留下來和敵人戰鬥。結果等他乘離開師部時,卻被逼近的德軍坦克發現,他的吉普車被炮彈擊中,他本人也當場犧牲,失去了指揮的第192師很快就被敵人擊潰了。要不是第62集團軍在科斯卡河邊有堅固的防禦工事的話,估計他們就全軍覆沒了。」
說到扎哈爾琴科的犧牲,班杜林也唏噓不已,感慨地說,等回到師里,一定要好好地勸勸薩任上校,不能讓他在戰鬥中輕易到前沿去冒險。
兩人的談話,還是給了我一些啟示。我在考慮既然曼納海姆防線在蘇芬戰爭中,都能給強大的蘇軍予以重創,假如在斯大林格勒城裏也修一道這樣的防線,是不是可以在給敵人予以重創的同時,又可以儘可能多地保存我軍的有生力量。
正想着,又聽到後面的班杜林在問:「司令員同志,我看到您的那名傳令兵,年紀看起來還非常小,應該還不到十八歲吧。」
這個話題再度引起了我的好奇,因為在我的眼中,西多林簡直就是一個沒長大的孩子,可崔可夫為什麼會用他當傳令兵呢?要知道,比西多林有經驗更靈活的戰士多了去了。沒想到崔可夫一開口,我就知道他的選擇是對的,假如換了我,我也會這麼做的。
只聽到崔可夫悠悠地說道:「班杜林同志,傳令兵西多林的名字叫列沃利德.季莫費耶維奇.西多林,今年十六歲。……」說到這裏,他看的班杜林想說什麼,抬手制止了他,接着往下說,「他的父親叫季莫菲.西多林,是我第62集團軍司令部的作戰處長。戰前,西多林中校還在白俄羅斯軍區司令部當作戰參謀時,我就認識他了。」
季莫菲.西多林,作戰處長,我把這個名字和職務聯繫起來,馬上就明白崔可夫說的是誰了,原來就是那個和炮兵主任布勞德一起到頓河渡口制止部隊潰退時,遭遇敵機空襲而犧牲的西多林中校啊。
崔可夫用沉痛的語氣說道:「16歲的列沃利德.季莫費耶維奇.西多林,在戰爭爆發後,請求爸爸帶他去前線。他爸爸便通過自己的關係,讓他在集團軍司令部警衛連當了一名列兵。因為我曾經多次見過他們父子在一起。再加上他們彼此長得很像。所以我才記住了他。他很勇敢。槍又打得好,每次任務都完成得很出色。
西多林中校7月26號中午在渡河渡口旁犧牲,當天晚上,小西多林到指揮所來找我,一見到我的面,馬上報告說:『司令員同志,西多林中校的遺體已經運到,現在就停在指揮所外面。』
我知道列沃利德是西多林中校的兒子。看到他出現在我的面前,一時間百感交集,竟然不知道該對他說些什麼。坐在我旁邊的軍事委員會委員、師級政委康斯坦丁.基里科維奇.阿布拉莫夫扭過頭,對他冷冷地說:『列兵同志,把西多林中校的遺體,交給司令部警衛連長,叫他們挖好墳坑,準備樂隊和葬禮所需的其他東西。』
由於阿布拉莫夫以前不認識列沃利德,更不知道他和西多林中校之間的父子關係,所以無法體會到這小伙子此刻的心情。所以說話的態度顯得很生硬。
我當時看到小西多林緊緊地抿着嘴唇,淚水在眼眶裏打轉。但他卻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緒,沒有讓自己哭出來,而是向阿布拉莫夫敬禮後轉身離開。
直到列沃列德離開,我才從悲痛中解脫出來,語氣嚴厲地告訴阿布拉莫夫:『軍事委員同志,您剛才對待列兵同志的態度是不正確的。』
『您為什麼要這麼說啊,崔可夫同志。』阿布拉莫夫被我說糊塗了,他不解地問道。
『因為剛才的列兵戰士,就是西多林中校的親生兒子!』
聽完我的話,阿布拉莫夫瞪大眼睛看着我,有難以置信的口吻,試探地問道:『真的?!』
當聽到我肯定的回答後,他驚奇地喊了一聲,就跑去追列沃利德。
等安葬完西多林中校回來,阿布拉莫夫主動提出讓小西多林擔任他的警衛員,但是被我拒絕了,我說我會替犧牲的西多林中校好好地照顧他的這個兒子。
第二天,我坐車去自己的觀察所,經過埋葬西多林中校的墓地時,我看到了小西多林,他趴在地上,哭得很傷心。我連忙讓司機停車,打開車門衝着他不假思索地喊道:『紅軍戰士西多林,馬上上車,跟我出發!帶上衝鋒鎗,多帶些子彈!』
聽到我的喊聲,小西多林從地上跳起來,撣掉身上的泥土,整了整軍裝,飛快地跑去執行命令。很快他又提着衝鋒鎗重新跑了回來,放心地坐上了我的吉普車。
我們在路上聊了起來,我才知道,他的媽媽被疏散到了西伯利亞。我小心翼翼地問他:『西多林,你是不是想媽媽了?』看到他靦腆地點點頭,我又接着問,『需要我讓你離開部隊,去後方找媽媽嗎?』
沒想到他聽我這麼說,眼眶裏的淚水居然奪眶而出。我當時就明白自己的犯了一個錯誤,觸到了小伙子的痛處。他抹了一把眼淚後,堅定地對我說:『司令員同志,我不會走的。即使您把我從這裏趕走,我也不會離開前線,我要為父親和其他犧牲的指戰員們報仇。』
從那時起,小西多林就是我的傳令兵,他就一直沒有再離開過我。他比同齡人成熟,即使在戰鬥中,也表現得很勇敢很開心。只是在晚上夜深人靜的時候,他還是會悄悄地為他犧牲的父親流淚……」
聽崔可夫講小西多林的故事時,我覺得自己的鼻子又開始發酸,連忙扭過頭看向窗外,裝出漫不經心的樣子,抬手擦去順着臉頰留下的一滴淚水。剛擦掉淚水,卻聽見旁邊傳來一聲清晰的抽泣聲,扭頭一看,正好看見司機一手握方向盤,另外一隻手抬起在臉上抹了一把。
崔可夫的聲音在後面響了起來:「你們都要記住,只要戰爭一天沒有結束,那麼我們的親人和朋友,就隨時有可能因為種種原因離開我們。所以我們一定要打敗法西斯匪徒,把他們從我們的國土上趕出去,只有這樣,我們的親人和朋友才能享受屬於他們的和平生活。」
路邊出現了逃難的人群,這還是我穿越以後,第一次看到被疏散的逃難人員。只見他們扶老攜幼,正在坑坑窪窪的公路邊艱難地跋涉着。裏面沒有什麼青壯的男人,都是上了年紀的老人和婦女孩子,他們有的背着包裹,有的一手提着皮箱一手牽着孩子,步履艱難地向前走着。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紀的老人,他們在別人的攙扶下,走走停停,幾乎走不了多遠,就要停下來休息一會兒,要是沒有隱隱傳來的隆隆炮聲,估計他們真的是不願再繼續往前走一步了。?
我看到難民的慘狀,有些不忍,回頭問崔可夫:「司令員同志,需要幫他們一下嗎?哪怕只是載幾個人走一程也行。」
沒想到崔可夫直接就搖頭否定了:「不行,奧夏寧娜中校,我們還有重要的任務要執行,不能因為他們而耽誤我們的行程。」說到這裏,他看了外面一眼,嘆了口氣說:「對於他們,我只能表示同情,我們是愛莫能助啊。」(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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