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順1730 第七九五章 工業革命（十二）
權哲身想到這些年在仁川看到的一些違禁書冊，對裏面的這些事情也知道個大概，不免好奇道：「孟兄，我初來乍到，不甚了解。運河既廢，如何又要修運河？」
孟松麓對此可是瞭若指掌，笑道：「其中不解，實屬正常。趙兄不解其中事，這些年省內財政，都圍繞着『棉』之一字展開。」
「朝廷廢運河之後，修淮河水利，通海。」
「但需知，朝廷是管治水的，地方灌溉通航事，朝廷並不出錢。尚需省內出錢。」
「淮南廢鹽墾荒，正需灌溉。」
「運棉來回，也需運河溝通。」
「是以便開始了從阜寧到南通的運河工程。若只是為了運棉，倒也可以修鐵路。但既是還要灌溉、退鹽，那就遠不如修運河了。」
「省里出三分之一的錢，剩餘三分之二，由從阜寧到南通的各個墾荒公司出。趁着冬季不忙時候，也由各個墾荒公司出人工，協調組織。」
「但運河成，各個墾荒公司再引支流到自己的墾區。」
「自京杭運河被廢，新運河可是一點沒少修。從蘇州到上海的；從阜寧到南通的；從嘉興通黃浦江的……這些年，省內財政，多用在了運河修建上。」
「趙兄有所不知。資本亦可修運河，但只能修有利可圖的運河。而如嘉興通黃埔之類，運為次、水利為上，資本是一分錢都不肯出的，這必要財政出錢。」
說起財政問題，孟松麓忍不住面露一絲得意之色，因為松江府，尤其是上海的一個財政來源，正是源於他們門派，算起來應該是他的師叔王源王昆繩的辦法。
整體上，王源的思想，是支持土地全面國有化的。
雖然在農村土地問題上的想法比較扯淡比起顏元和李塨的三十年贖買、地主自願把土地交給國家的空想，王源的扯淡程度略輕一點，稍微有點可操作性。
他建議是對國有土地和私有土地，分別徵稅。國有土地降稅、私有土地照着50%的稅率搞，用不了幾年，大家就紛紛「自願」把土地變成國有土地啦。
當然也非常扯淡，不過比起三十年贖買的空想，還是在理論上不那麼空想一點。
至於剩下的諸如「繳稅授勳」之類的想法，實在是過於超前，不可能實行。
但是，在城市土地問題上，王源這個顏李學派率先提出「惟農有田論」的人，在城市土地上，提出了城市土地還是收房產稅比較好。
他認為農村土地最好是國有化，加限制買賣。而城市土地，不建議搞禁止買賣，而是收房稅。
雖然這個理論，和此時新的上海縣搞得辦法，其實不太一樣。但基本上，借着資本過江南逃、湧入上海的機會，這一項改良後的城市稅，還是得以貫徹實行了。
不過，劉鈺與顏李學派的合作也就到此為止了。
想到不久前發生的事，孟松麓的臉上又露出一絲不甚愉快的神情。
權哲身看到孟松麓臉上現實露出一絲得意，隨後又轉為淡淡不愉快，以為孟松麓是在感嘆修運河的事。
按照他的理解，或者按照他在朝鮮的理解，修運河，肯定是要徵發勞役，估計又要死不少人，如今看來這天朝上國整天在干一些隋煬商紂的事啊？
遂問道：「如孟兄所言，如今大興土木、大修運河，百姓甚苦，是以這城中有凍死之骨，眾人皆以為尋常？」
然而對這個問題，孟松麓卻搖了搖頭。
有一說一，雖然當年鹽政改革的時候，他奉師命前往淮北多看看，和登州府新學一派的孟鐵柱在均田問題上產生了爭執。
也雖然，對於江蘇實行的諸多政策，劉鈺的殘酷鎮壓手段，不管是他還是他的老師程廷祚，都頗有微詞。
但不得不承認，這些年百姓的整體生活，真的是普遍好了。
就在幾年前，一場海潮，淮南鹽區還淹死四萬多鹽工。每年水災、潮災、黃河決口、淮河上游暴漲水患、死在加固高家堰上勞役等等，可謂是每年上萬那都是風調雨順的好年頭。
如今雖然改革的方向，在他們學派看來，實在是有些不仁不義，可效果真的是顯著的。
淮河修了入海，洪澤湖水位漸低，封閉了淮安清河口，黃河決口和倒灌的風險小了。
資本墾荒，政府投資加資本投資，修築了海堤、改良的河道。
最關鍵的，還是農村的情況的。
確實，蘇、松、常、通等周邊地區，受到了極大的影響。
朝鮮米、南洋米、東北豆、遼東麥的瘋狂引入，糧價基本保持在八錢銀子一石。
畝稅改革後，佃戶日子過得更慘，紛紛退租。
但好處是這幾年瘋狂地搞基礎建設，挖運河、修水利等，容納了大量的人口。
而這些人口，又伴隨着淮南圈地墾荒的力度加大，不斷被墾荒公司消化。
至於附近的自耕農，日子過得，倒是真的比之前好了。
畝稅改革，受益最大的就是自耕農。
而織機下鄉，又使得這個以棉布而聞名的地方鄉村，並沒有受到新機械的嚴重衝擊。
糧價降低，對自耕農來說，是有壞處的。
但是，畝稅改革，折中了這種壞處。
甚至於折中之後，哪怕資本下鄉、糧價壓低，也讓很多自耕農直觀地感覺到，日子比以前好過了。
以前，稅、賦、加派、按縣納稅、鄉紳避稅、勞役、漕米、損耗、火耗，一圈一圈又一圈。
現在，真正的一條鞭了，統一徵收固定土地稅。
一正一反，加上劉鈺引導的資本織布機下鄉，使得這場對小農經濟的瓦解，單單就蘇南地區來說，還真不酸痛。
當然，從正月份到四月，上海城中，幾乎每天都有餓死的、或者凍死的人。
而碼頭工作的時間周期性，又使得械鬥經常、死人確實不少。
也當然，從廢運河開始，再到揚州、淮安衰敗，死的人幾萬是有了。
起義、反抗、鎮壓、屠殺、流放、遣送，這都是有數可查的。
而那些因為城市衰敗而默默死去的人，不知凡幾。
號稱八十萬人口的淮安，從廢運河開始，再到鹽政改革完成，十年時間，人口激降到了七萬人。
任何一個城市，忽然之間急速的人口暴跌，都意味着無數的苦難。
值得高興的，便是從去年開始，劇烈的動盪結束了。
在劉鈺的殘酷鎮壓；以及先織後紡的政策引導；還有就是靠着東北、朝鮮、日本、南洋、歐洲的市場和經濟附庸；以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河南的鹽業利潤的幫助下，挺過來了。
二十餘年的準備，外加東北南洋這兩大泄壓閥，以及前朝留下的淮南鹽不聊生的遺產，兩場至關重要的對外戰爭，外加軍改之後的軍事鎮壓，總算是堪堪讓江蘇半省的轉型，沒有痛入骨髓。
孟松麓即便看不透這麼多，但也知道，從去年開始，混亂漸漸平息了，這確實是能親身感受到的。
至於生活水平，以自耕農來看，生活水平肯定是比之前提升的了。
廉價的豆餅，至少讓蘇南百姓吃的魚、吃的肉的數量增加了。
讓孟松麓評價整場改革，肯定是不好評價。
但對權哲身提出的對大興土木、大干工程的看法，孟松麓還是很容易給出了答案。
而他給出的答案，恰恰是權哲身不能理解的。
朝鮮國的人，自以為自己是小中華。
但真正的中華的土地制度、賦稅制度，和這個自以為「小中華」的國家，截然不同。
整場改革中，至關重要的「徭役」部分，改革的基礎，恰恰是商品經濟發展，舊體系的瓦解。
而權哲身的老師李星湖那麼痛苦、開創實學的原因，恰恰是因為李星湖在漢城周邊親眼目睹了舊土地制度的瓦解、土地買賣、商品經濟的出現。
就以明初的蘇南手工業發展為例。
因為明初的稅收制度徵收實物稅，使得一些地方用東西，來蘇南換取棉布、絲綢。
這促進了蘇南官營手工業的瓦解、家庭手工業的發展，最終經過明末織工一波又一波的起義和反抗，到大順這已經基本實行了包買制。
除了一些特殊的衣服，比如龍袍之類的玩意，仍舊還需要專業的官營工匠。
此之外，經過前朝末年的織工抗爭，官營手工業和匠戶制已經全部瓦解。
朝鮮國處在一個什麼階段？
處在一個類似於明初到明中期的階段，甚至還不如。在土地制度上，甚至可能要倒退回唐中期。
稅收制度的改革，促進了朝鮮國的私營手工業發展；商品經濟的出現，又催生了土地買賣；土地買賣，導致了貧富快速分化，自耕農階層全面佃農化。
才堪堪走到這一步，而且也完全沒有明中期開始的白銀瘋狂內流的情形倒是原本有一點機會，做中日之間的二道販子。然而劉鈺伐日傷害最大的不是日本，而是朝鮮，使得朝鮮的貴金屬直接空了，貨幣全面被大順紙幣佔領。
這是朝鮮國此時要面對的問題。
所以，李瀷、權哲身等人，就算使勁兒往前跑、思想比別人都快，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最多也就想到明晚期全面反動回明初的那一步而已。
經濟基礎在這擺着，人的思想又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不想着往回退，才是腦子有問題的。
所以歷史上星湖左派最終選擇了擁抱基督教，試圖全面倒退，因為他們最處在最痛苦的「苦於舊制度瓦解、但舊制度又瓦解的不夠」的階段。
這個階段才是思想界最難受的時候，而且幾乎全世界在這個階段，都會讓「往回退」的想法成為主流。
而且應該說，在這個階段，經濟學意義上最反動的一群人恰恰是真心最愛惜百姓、同情百姓疾苦的一群好人。
大順則是繼承了明晚期的經濟基礎、又往前正常走了八十年、又被劉鈺拽着大步躍進了二十餘年。
同時大順也繼承了明末思想家的諸多想法，是在那些思潮的基礎上展開且發展的。
兩國的經濟基礎，從正常時間線上，差了三百年呢。
三百年前，劉鈺的改革，必然失敗；一百年前，明末的主流思潮都是經濟反動回明初，反對白銀貨幣、反對一條鞭法、反對稅收貨幣化，那時候搞劉鈺這樣的改革，死得更快。
蘇南官營手工業開始瓦解、私營手工業發展、土地私有制重新成為主流壓倒官田的時候，土木堡才開打。
朝鮮國現在才走到這一步，反動回溯的思潮佔主流，幾乎是必然的。
不出現貧富差距、不出現土地兼併、不出現工商業發展，募役法有個卵用？沒有那麼多「窮且自由」的勞動力，修運河不征勞役怎麼修？
沒有低價到傷農地步的糧食，又怎麼讓這些窮且自由的勞動力不至餓死揭竿而起？
低價到傷農地步的糧食，又怎麼可能不讓農村原本的經濟體系瓦解，大量的佃農跑路城市，成為「窮且自由」的勞動力？
所以，簡單的修運河。
兩邊完全是雞同鴨講。
在默認各自的經濟基礎為基本的條件下，孟松麓是根本無法和權哲身講明白這些運河到底是怎麼修的、又為什麼會不傷百姓。
權哲身理解不了，因為孟松麓默認權哲身明白此時江蘇的經濟基礎、土地制度、稅收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