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自覺自己已經有了一個大概的主意,覺得他爹多半會覺得他有些主見。
但實際上,皇帝讓太子來請教劉鈺,請教了半天,太子還是沒明白「本末」到底是怎麼回事。
在此時的大順,伴隨着白銀貨幣化、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本末之爭的本質, 實際上就是生產和商業之爭。
大順的士紳階層,類似於秉持的是商業資本思維。
耕地,是大順最保值、最安全、最不受戰亂影響、回報率最高的投資品。
很多士紳說的已經足夠明白了,戰亂之後,哪怕改朝換代,張家的地還是張家的、李家的地還是李家的, 永遠保值、受到任何經濟波動的影響最小, 是最後的投資方向。
劉鈺給太子講本末之爭、將均輸平準這些東西,太子看似聽明白了, 實際上還是沒聽懂劉鈺的真正意思如果真的相信「本末之爭」,那就應該儘可能把內地土地的商業投機屬性剝離。
大順士紳最喜歡的兩項投資,是買地和放高利貸。他們嘴上喊着「務本抑末」,可實際上他們比誰都「末」,因為賢良文學說的「本」,是生產。
大順看不見的手,太厲害了這隻看不見的手,就是高利貸和土地兼併收租,是收益率最高、回報率最高的投資方向所以需要一隻看得見的手,將農業生產的盈餘,不要往高利貸上走、不要往土地兼併上走,而是投資到水利建設、交通發展、農田改造、擴展耕地上。
問題在於,在買地收租和放高利貸的高回報率下, 無形之手的陰影下,士紳地主有多少人,把其積累的資本,投入到了水利建設、農田改良上?
這才是劉鈺想給太子講的「務本抑末」這個道理, 在大順這個物質基礎和社會基礎上的真正涵義。
不要刻舟求劍, 拿着先秦兩漢時的人口、耕地、土地所有制、稅制、畜力機械普及量等,來套大順的現實情況。
韓非子當年嘴很毒,專門為這種情況,自己創造了個成語,叫「守株待兔」。
想要讓資本,投資到土地改良、水利工程上,除了特殊手段外,若靠無形之手,還有另一種辦法。
那就是提升畝產的價值,靠某種經濟作物的高額回報,高於地租和利息,使得資本會選擇改良土地、促進生產,以獲得更多利益。
但這在大順內地也已經沒可能了。因為劉鈺把所有值錢的原材料農作物的生產地、商品糧基地,都放在了東北、南洋、以及後續的印度。
在南洋開種植園、或者在東北墾殖種豆的收益,已經高過了在松蘇買地收租,所以大順這些年的銀錢兌換比問題才沒出事。
大量的熱錢和積累的資本、貿易的順差白銀,實際上都跑到南洋和東北去搞基礎建設去了,靠着大量產出,才沒有出現白銀通脹和物價革命,保證了大順的「匯率」依舊極為有利出口雖然大家都在用白銀, 甚至可能這些白銀,都他媽是南美的同一個礦坑出來的、甚至可能是同一個南美印第安人挖的,但實際上兩邊的白銀還是有匯率的。休謨在和自由貿易派論戰的時候,就拿捏過這個「匯率」問題。
所以,其實問題到了這,就算是太子真的明白了「本末」問題、亦或者更進一步把這些東西都基本搞清楚了。
那也沒用。
因為由此推出的、以全體的生存在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民為主體的解決方案,是太子或者皇帝都無法去做、並且一定會去極力阻止的。
哪怕,由此推出的主體,不是這片土地上的全體人民,而只是大順的資產階級,那麼太子或者皇帝都不可能接受他們的路線,並且一定會去極力阻止的。
老馬說,資產階級的真實任務是建立世界市場(至少是一個輪廓)和以這種市場為基礎的生產。
假使不考慮全體人民。
只說如果大順此時是一個資產階級為統治階級的國家,那麼下一步,顯然就是要打通國內市場、取消國內的稅關和各省的地方保護主義,在取得外部市場後再把內部市場拿到手,從而建立世界市場的輪廓;實行土地國有制和級差地租制,也就是列寧評價中山先生的那套最純粹的資本主義的土地制度,方便將資本用於依託土地這個生產資料而進行生產活動。
而這,還不是最終解決方案,只是資產階級的解決方案。
僅此,皇帝也好、太子也罷,能支持嗎?
就算明白,民族的國家的未來是這樣,皇帝、太子、地主官僚、士紳等,會去做嗎?他們假設自己是忠君愛國的,只是當告訴他們,新時代下,真正的愛民族國家,是要取消他們的封建特權,士紳特權、減租減息、甚至土地國有化的時候,他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舉起屠刀。
因為多少明白一些這裏面的道理。
又因為他是太子,屁股坐的很牢靠。
所以,當幾天後,皇帝再度召見太子,詢問太子和劉鈺的交流問題時,太子給皇帝的答案,也就是他的主見,就是理所當然的折中。
太子知道,自己詢問完劉鈺後,父皇一定會再找自己。
皇帝也知道,太子應該會知道,並且會給自己一個要嘗試做事的方向和答案。
所以皇帝開門見山,詢問太子道:「朕叫你詢問興國公,聽其所以然,未必聽其然。他給你講了什麼,這都無所謂。」
「關鍵是,你聽完之後,你自己覺得,除了過些日子朕要交代你去督辦、體察民情的事外,你還想一併做點什麼?」
太子將自己已經準備好的話說出,回道:「兒臣請父皇准許兒臣,挑選年輕才俊,興辦漢口實業。」
這個答案,在皇帝的意料之中。
算是皇帝認為太子可能會給出的幾個他認為還算可以的答案中,比較容易意料到的一個。
劉鈺和太子到底說了什麼,皇帝並不想知道的那麼詳細。但是基本上劉鈺的思路,皇帝自認還是了解頗多的,雖然大部分時候是胡亂理解,但皇帝還是自以為自己了解的。
對太子提出的這個嘗試,皇帝沒有先問「為什麼選這裏」,也沒有問「你準備辦到什麼程度」。
而是詢問了兩個讓太子萬萬沒想到的古怪問題。
「你既要興辦漢口,朕以為,此事可做,好處頗多。但於此之前,朕先問你一句,譬如松江的棉布。」
「松江的棉布,在松江出港的時候,就要徵收一筆稅。那麼,如果松江的棉布去漢口,是否還要再征一筆稅?」
「此其一也。」
「其二,欲興漢口,無資本則不可行。」
「你是準備募集楚人的資本?還是允許松蘇的資本湧入漢口?亦或是其餘的辦法?或者官辦?或者官督商辦?或者商辦徵稅?還是怎麼樣?」
這兩個問題,聽起來好像都聽蛋疼,感覺像是扯淡一般。
然而實際上皇帝覺得,這兩個問題,非常的關鍵。
這和松蘇地區的徵稅模式有關,以松蘇的玻璃為例,實際上實在生產端徵稅的。棉布也一樣,也是相當於在生產端就征了一次稅。
當然,稅不重,必要的時候還可以選擇退稅以確保競爭力,雖然基本上此時來說完全不需要,但理論上是可以的。
以資產階級的視角來看,這個在漢口是否再徵稅一次的問題,實際上可以理解為「是否支持一個統一的國內市場」。
而以官僚政績或者太子欲立功的視角來看,這個在漢口是否再徵稅一次的問題,實際上可以有兩種理解。
一個,是皇帝從劉鈺對付日本、朝鮮那的手段,得出的經驗:官僚或者封建貴族,更傾向於徵收關稅,獲得收入。關稅收的越多,他們的政績、繳納的稅收也就越多。
換句話說,這是買辦思路。
另一個,則是皇帝從英國法國那裏,得出的經驗:發展本地工商業,需要對外來商品徵收高額關稅。英國和法國的棉布禁止令,都是一樣的道理。如果太子想要興振漢口的工商業,那麼也不是不能徵收額外「關稅」,以確保本地的工商業發展。免得還沒起步呢,先就被松江棉布,一波沖個稀爛。
換句話說,這是要發展本地工業的思路。但換一種全國視角的思路,這又是地方勢力的崛起,和省份鄉土主義,只怕並不是什麼好事兒。
這東西,和鹽還不一樣。
鹽政改革的思路,就是直接在生產端徵稅,然後建立全國的統一市場,去掉其餘的苛捐雜稅,一次性徵稅,全國通行。
但那是鹽。
於是看似皇帝問了兩個聽起來不痛不癢、有些扯淡,似乎相對於千頭萬緒的「政通人和」而言是細枝末節的小問題。
但其實,第一個關於是否要再征關稅、以及松蘇的棉紡織品是否可以進入漢口的問題,就是個非常難回答、或者說在考驗太子路線認知的問題。
劉鈺雖然也沒和太子講這麼細節的東西,但是畢竟一些思路還是給了太子一些啟發,遂道:「兒臣以為,此事應細看。」
「昔日太史公言: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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