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順1730 第六四零章 南洋印度貿易區（中）

    這些都是單純的、自由貿易意義上的純粹商業問題。

    包括戰爭導致的供小於求的漲價、英法爭奪印度導致的大順趁虛而入壟斷一些商品的銷售等等。

    在純粹商業問題外，還有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那就是對南洋的統治，大順與荷蘭的統治成本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明確一點：

    東南亞，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不是荷蘭政府的。

    南洋，是大順朝廷的，不是大順西洋貿易公司的。

    由此才衍生出了諸多的差異。

    荷蘭人在東南亞的統治，一切為了壟斷，一切為了利潤。

    大順在南洋的統治，壟斷，只是統治的副產品。

    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南洋的壟斷，是要公司全額承擔成本的。

    大順在南洋的壟斷，作為統治的副產品，是有一部分國家財政支撐的。

    而這部分財政支撐的海軍、駐軍、歸義軍、陸戰隊，不是為了南洋而專門設置的，是將來奪取印度、皇帝想收印度的土地稅的副產品。

    現在閒着也是閒着還得發軍餉，順便就暴力壟斷了。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非公司雇員，vo不歡迎他們來東南亞。

    來幹啥？來當私商，分走公司的利潤？來當走私販子？

    東南亞是公司的，不是荷蘭政府的。

    所以巴達維亞的糖廠甘蔗園，八成是華人在干；各個島嶼之間的貿易，八成是華人在做；公司與土著之間的中介，八成是華人在當。

    荷蘭非公司員工控訴巴達維亞總督對華人太好而對本國人民太差，又不是沒發生過的魔幻事件。

    本族人口不足，中間階層的媒介又被多加提防，這本身就是個極大增加統治成本的要素。

    南洋是大順的，不是大順西洋貿易公司的。

    大順朝廷是鼓勵百姓下南洋的，不然留在內地，人地矛盾，準備讓好容易無害偶像化的剷平王，再出人間化身？

    趕緊滾去南洋，去的越多越好，只要能去，啥政策都給，反正政策不花錢。

    本族人口巨量，基本控制着經濟中間環節和上層環節，統治成本就比荷蘭人低得多。

    荷蘭的私商，有能力把貨運到歐洲去銷售。

    大順的私商，只能去大順國內賣，資本雄厚的大公司在歐洲尚且站不住腳，私商憑什麼去歐洲賣貨。

    荷蘭東印度公司，重要的利潤來源就是南洋。

    大順的西洋貿易公司，南洋只是個普通的貨源地，論價值都比不上茶絲。

    荷蘭東印度公司，要以嚴苛的手段，控制丁香之類的產量，確保價格。因為資本不厚，只能增加單位利潤。

    大順西洋貿易公司，資本雄厚，要以寬鬆的手段，增加丁香的產量，從而打價格戰擊潰巴西的丁香木，重奪歐洲的丁香市場，趕走替代品，重新完成歐洲香料市場的壟斷。

    在土着眼裏的荷蘭，就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就是那幾千駐軍，首都就是巴達維亞。

    而南洋是中國的傳統影響範圍，土着眼裏的大順，是個從西域到鯨海的巨大帝國。

    土着眼中的荷蘭，荷蘭人吹噓的自己大西洋上也闊過的艦隊，既來不了，那就不存在。

    所以是可以反抗的、有機會贏的。

    土著貴族眼中的大順，是無法反抗的，是贏不了的反抗荷蘭，意味着只需要攻下巴達維亞；而反抗大順，意味着需要攻下大沽口、炮擊紫禁城，否則就要面臨泰山壓頂一般的報復。

    尤其是剛伐過日本，奪取南洋，炫耀了一波武力的、千年來聽多了名字的天朝。

    二者的心理抉擇難度是不一樣的。

    荷蘭公司的駐軍，既是「衛所兵」、也是「京營」。

    打不了大仗，三五千人的極限規模，使得往往一場起義、一場反抗，就要打個七八年，拆了東牆補西牆，兵力總是捉襟見肘。

    大順公司沒有駐軍，在南洋的駐軍是朝廷的駐軍，只是守備軍。大順真正的野戰部隊，另有規模。

    真要是爆發了大規模的貴族反抗，正規野戰部隊可以迅速集結。大順不用拆了東牆補西牆，只要借用一下廣州、錫蘭的野戰部隊即可。

    這裏面對公司而言的成本就大不相同。

    荷蘭東印度公司必須養兵，但不能養太多兵，否則養不起。

    大順朝廷必須養兵，平日哪怕不用，那也得養。

    今天南洋打仗了，就把廣東錫蘭的兵調過去，公司只需要支付調動軍隊的開支，不需要支付平日裏養兵的錢。

    總不能說平日不用，朝廷就不養兵了吧。

    軍費的真正大頭是平日養兵這也恰恰是荷蘭東印度公司選擇極限壓榨的原因，平日養兵也是花錢的，幹嘛不打仗獲取壓榨利潤呢，公司算計的明白着呢。

    荷蘭東印度公司眼中的南洋，是個一切為了賺取利潤的殖民地。

    大順皇帝、朝廷眼裏的南洋，是大順穩定的泄壓閥。

    只要南洋能保證每年容納足夠的下南洋人口，能容納十萬，這省下來的統治成本，可就比靠竭澤而漁的手段榨取的那點點油水強多了去年蘇北水災，救災銀28萬兩、漕米70萬石，蠲免十幾個州縣三年稅收，調動五千軍隊防止出事。

    荷蘭東印度公司，考慮的是怎麼賺錢。

    大順朝廷考慮的，是怎麼省錢。

    尤其是賑災、維穩的錢，這是大順幾乎全部財政收入的絕大部分用處。

    荷蘭東印度公司，賺錢才是盈利。

    大順朝廷，省錢就是賺大錢。

    種種差異下，在巴達維亞周邊，在西爪哇，這個荷蘭人原本統治、被大順接盤的地方，出現了強烈的對比。

    某種程度上講，甚至是非常搞笑的。

    「先進的」、「自由的」、「商業的」、「進步的」、「資本主義的」荷蘭，在巴達維亞周邊，搞最落後的、農奴制變種、快退到奴隸制的「強迫種植制」。

    所謂「落後的」、「集權的」、「小農的」、「封建王朝的」大順，在巴達維亞周邊和西爪哇，搞激進的、此時最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的土地改革：自由買賣、土地私有、按畝納稅。

    當然，這在大順的字典里，叫「均田」。

    因為按照大順理想化的統治模式，或者說歷史造就的慣性，大順對征服地區理想化的統治模式是這樣的：

    均田。

    編戶齊民。

    里正負責收繳稅。

    官府進行統治。

    沒有豪紳、當地貴族來妨礙統治。

    形成皇帝六政府地方官里正保甲一個個小農，這樣的垂直模式。

    包括在內地，這也是理想化的統治方式。

    問題是內地士紳階層盤根錯節，沒法動。

    按此時的一些說法，叫「朝廷在中原吃了士紳一千年的屎，去了南洋還要受這鳥氣，再去吃南洋土司的屎？」

    內地士紳的屎，誰當皇帝都得梗着脖子吃，不吃不行。

    這到了南洋，既沒有科舉出身的官僚關係，也沒有開國功勳的土地佔有，幾十萬華人百姓，多數都是底層。少數可以乘馬車出入前總督府的高等華人又是根本不被信任的。

    朝廷這邊自是想都不用想，以萬丹開刀，直接來了一場最激烈的均田改革。

    最難處理的關係，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最容易處理的關係，是一群外來人，該殺的殺、該抓的抓，簡單粗暴。

    地方官是科舉或者武德宮出身的，來到這一看，認得這萬丹的這些豪紳貴族是誰呀？

    找關係都找不到。

    自小的儒學教育，能井則井、不能井則均，在內地只能喊喊口號，跑到這總算是有機會嘗試了。

    大量新學出身的年輕人如今也都成年了，一個個又識字，又不能參加科舉。

    妥妥的社會不穩定因素，皇帝巴不得都滾蛋去南洋當小吏，給個活干。

    應該說，大順朝廷眼裏的西爪哇模式，在他們的視角看來，是一種儒學意義上的、變種的復古西周封建制。

    大量的實學年輕人，是士，脫產。

    城市及城市周邊的華人，是國人。

    本地土著，是野人。

    只不過，不能井，而是均。

    稅收上去給政府，政府再發下來給這些「士」做俸祿，保證他們脫產。

    國人是統治的基本盤，隨時可以武裝起來編入軍隊，而且也有大量的家庭從軍，獲得減免賦稅的特權。

    士，取代原本當地人的貴族、教士、地主等，對「野人」進行管轄，主要是收稅、處置糾紛、勸農教耕。

    詭異的是，這種模式出奇的好。

    不但萬丹地區的稅收，足以保證多出來的這些「士」小吏的俸祿開支，而且徵稅效率遠高於內地。

    百姓也頗為擁戴。

    連做買賣的小商人也非常開心，因為土改後的萬丹地區的貨物銷售量，遠高於其餘地方。

    朝廷也非常開心，因為不但保證了收支平衡，甚至還有許多盈餘。

    當然肯定也有不開心不高興的，但不開心不高興的，比如原本的當地貴族。

    只是，要麼死了，要麼被送去蝦夷做苦工了。

    但這種模式也嚇壞了國內那些葉公好龍的、喊着復古真儒，能井則井不能井則均的士紳。

    皇帝也不得不出面公開表示：南洋與畿內不同，南洋模式絕對不會用於畿內。

    新學出身的人，也只能在南洋做官為吏，或者去公司謀事做，絕對不會新開諸科，不會佔原有官缺。

    但既然萬丹這邊的嘗試取得了成功，那麼便可在大順接盤的荷蘭統治的西爪哇地區進行推廣。

    以土地稅，代替強迫種植制。

    以貨幣稅，代替實物租。

    以一條鞭稅率，取消勞役，募役錢算在畝稅中。

    應該說，萬丹模式，就是宋朝王安石改革開始的、到明中期一條鞭法、再到大順立國之後的諸多改革的完全體模式。

    沒有士紳掣肘。

    沒有本地官僚士紳，導致作為外來者可以使用開國時候的極端暴力手段。

    足夠的非本地人和非土地擁有者出身的「邊緣化」的讀書人。

    良好的海運條件和市場使得租稅貨幣化。

    大順自身極佳的手工業基礎，使得直接瓦解了這裏小農的家庭副業。

    土地足夠肥沃、氣候足夠好、人均土地數量足夠多。

    極端迅速地推行政策，同時貨幣稅收取紙幣。

    等等因素，都使得這裏成為了大順、大明甚至大宋想做但沒做到的、完全體的小農經濟示範改革區。

    這種改革的隱含前提，自然是土地是歸國家的，不是歸村社的、貴族的，否則為啥向政府納稅呢？

    而這個前提，實質上也就是一夜之間以暴力手段瓦解了萬丹地區的舊土地制度，也為大順這邊出租土地建種植園等，打下了基礎。

    這個一夜之間，實則是荷蘭人之前打下的基礎。

    荷蘭人的商業活動，使得這裏的村社土地經濟已經到了瓦解的邊緣。

    只是荷蘭人非要反動地走強迫種植制、而大順則以本國的統治慣性往前推了一下。

    而這，又是必然的。

    因為大順不可能把南洋，給某家公司，所以南洋是朝廷的。

    朝廷的統治手段，就不可能出強迫種植制，朝廷根本不習慣這種方式，而更習慣分田之後收土地稅。這是統治術慣性。

    荷蘭人在這裏的人口不足，不可能搞這種垂直的直接統治，只能間接統治。

    大順在這裏的人口相當充足，多餘的邊緣化的識字人口也被劉鈺提前十幾年搞得非常充足，完全可以直接統治。

    殊途同歸地講，大順在萬丹的改革，既是理想化的北方儒學的均田派的設想。

    也是歷史上英國在七十年後試圖在爪哇推行、但最終被董事會否決的爪哇改革的提前版。

    最大的區別，就是英國構想的改革中，本地村社村長，作為政府的代言人。

    而大順，則是由大量不能科舉的新學學生，作為政府的代言人，直接取消了本地村社村長存在的意義。

    從指導思想上來看，二者都是以自由放任的經濟原則來進行的。

    究其本質，終究還是大順自己的手工業生產能力，是此時全世界唯一一個有資格用這種指導思想指導殖民地建設的。

    大順有足夠的信心，用北方的鐵器、蘇南的棉布、廣東的雜貨、江西的瓷器、江浙的絲綢，換取西爪哇的剩餘產品，並且獲得足夠的利潤。

    同時，大順在國內，經歷過普遍性的改稻為桑、改田種煙之類的情況，地方官因為擔心糧食問題，多次上疏，力求朝廷重視。

    大順經歷過，所以明白，這裏不需要管，農民自然會種植利潤最高的產品，不但不會影響南洋的貿易品產出，反而會相對於強迫種植制增大產出。

    不管是大明還是大順，都是一個最「優秀」的自由放任主義的模板因為土地和放貸收益率高，所以從大明開始流入到中國的歐美加日本的大約9萬噸白銀，都流向了土地。

    完全符合自由放任的理論，看不見的手把錢都導向土地和金融放貸了嘛。

    土地絕對的自由買賣，配上白銀每年內流，再配上三十稅一的奇葩低稅率，連國家干涉的平糶法均輸法市易法都扔了，再來個激進的「外幣作為本國國幣」的白銀稅改革，簡直絕配級別的自由放任主義模板。

    故而經歷過地方官不斷上疏要求注意嚴防「改稻為桑」、「改田種煙」等事情的大順朝廷，雖然不懂這些經濟學術語，但其實對西爪哇改革的前景非常清楚。

    如果咖啡靛草足夠賺錢，這些人自然會種咖啡靛草。

    如果不賺錢，證明大順在歐洲市場的開拓失敗了。

    反正，如果賺錢的話，大順自然一點也不缺能把這些東西換到手的手工業品。

    而且，對vo來說，南洋是公司的財產，儘可能榨取就行。

    對大順來說，南洋是朝廷的，國朝那些做手工業的百姓也是朝廷的，當然希望南洋也能利於這些做手工業的百姓。

    既如此，為什麼不這麼改呢？

    我大順自有國情在此，豈能沿用荷蘭公司之舊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