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上,可以收回佃地、改稻為桑。
但儒家的思想,是不理性的,而是人道主義的。
理性,是血腥的,且血淋淋的。
這麼搞,就是在逼着上億的佃農家破人亡。
劉鈺舉英國農業僱工的例子,其實也是為了和這些人一直說的「國內根本沒有市場」,不是一句虛言。
國內沒有市場。
想賺錢,只能往外打。
國內的百姓是真的達不到在農場做工一年收入100兩的程度。
沒錢,衣食尚且無法滿足,怎麼可能去消費呢?
也是為了讓這些新興階層覺醒階級意識,大順的對外擴張,不能依靠士紳,只能依靠現在可能要出現的、扭曲的、勛貴和商人聯合的財閥集團。
只有他們,對外擴張才是有利的。
按照劉鈺舉的數字,某種程度上講,馬戛爾尼說的「在中國農民臉上,絕難見到英國農民那樣的啤酒肚和紅撲撲的臉龐」這句話,實在正確的不得了。
但是。
這裏面不只是馬戛爾尼用的春秋筆法。
實則,拿出來詳實數據的劉鈺,也玩弄的春秋筆法。
因為,在英國、在法國,和在中國,農民這個概念並不一樣,情況也不一樣。
很多人帶入的是中國農民的地位,去想像歐洲農民一定過得比工人慘,所以農民就是英國收入最低的階層了。
在場的這些商人,聽到「農業僱工」這幾個字,想到的就是他們熟悉的大順佃農。
然而,這就是一種謬誤。
事實上一直到鴉片戰爭時期,很多英國工人的夢想,都是做工賺錢,然後去當農民。
而此時英國一名教師的工資,一年其實只有大約15英鎊,大約是成手的農場僱工的一半。
英國的農業有其特殊性,英國的貴族和地主也有其特殊性。這種特殊的聯繫性,使得英國的土地收益很高。
加上圈地運動,土地稅高且濟貧稅反補貼給農業僱工導致自耕農破產等因素,使得英國大農場的人均勞動面積遠高於大順。
甚至應該說,是高几十倍。
平均來看,1000英畝的土地,也就是大約6000畝土地,平均用的僱工人數是38.5人,折合每人要勞作150畝。
英國實際上是三圃制,三分之一春耕、三分之一秋耕、三分之一休耕。
加之,英國這邊的羊毛出口,使得放羊實際上比種糧食賺錢。
這就使得平均每個農業僱工的勞動量,基本上達到了小農的極限100畝。
也就是說,如果大順平均每個勞動力,有100畝土地,那麼恰好就是自耕農的極限。
如果大順平均每個勞動力,也有100畝耕地,那麼日子過得自然不會差。
然而,現在……10億畝土地,兩三億人。
實際上按照漢唐時候的生產效率,恢復曲轅犁、牛耕、耬車、水車等,某種程度上講,其實只需要一千萬勞動力,也就是大約6000萬家庭人就夠了。
如果以理性的思維來看,剩下的兩億人都是「多餘人」。
中國如果復刻英國的制度,那這2億的「多餘人」,只能全部殺光。
華夏幾千年的道德,以及現在的現實,不允許這麼「理性」。
這些「絕對理性」上的「多餘人」,也得活着啊。
在這些人也得活着、大順又不可能土改的情況下,這就是在逼着新興的工商業集團,對外擴張。
實際上,劉鈺在引誘。
因為他舉得這個例子,也不是真正的平均情況。
而是拿特殊地區的最高水平,來說這是平均情況。
實質上英國的平均情況,比這個要低。
這家人屬於是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一小片土地,而大部分農業僱工的家庭年收入,其實在30英鎊左右,大約100兩白銀。
不過,即便這樣,英國的農業僱工的收入,比大順的中等農民年收入要高。
當然,這裏面還有許多不同的地方。
英國的農業僱工需要自己用工資買飯,英國的麵包價格大約是1.5便士一斤,相當於3兩銀子買160斤麵包;而在大順,3兩銀子能買360斤大米。
因為美洲白銀的開發,使得歐洲經歷了價格革命,整體物價大約是大順的2倍到3倍之間一中世紀夸特小麥,8蒲式耳,大約400斤,售價是50先令,8兩白銀;而大順的小麥價格,以白銀計算,恰好是英國的三分之一。
實際上很快英國的糧價就會暴漲,暴漲到一中世紀夸特小麥最高到120先令,也就是18兩銀子的程度。這也就是英國後來穀物法定在一夸特4英鎊不准進口、防止降價的根源,利益相關,因為工商業的勢力頂不過貴族地主。這個夸特是中世紀的400斤大誇特,不是後世那種25斤的小夸特。
只是,不能說英國的100兩,不如大順的20兩。
平均家庭年收入100兩白銀的、真正的、不是被劉鈺春秋筆法挑選出來的農業僱工的生活水平,或許真未必如年收入20兩白銀的中等農民家庭。
《紅樓夢》裏有一段,劉姥姥說五分一斤,十斤五錢……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錢,夠我們莊家人過一年的了
也就基本上這樣的莊戶人了,畢竟農業僱工沒有土地,吃喝用度都得自己買。
但雖然生活水平,100兩的英國僱工和大順中農差不多,可實際上對工商業來說差距就大了。
僱工要買吃的、買衣服、買鞋、買這買那。
大順的中等農民,吃的自己種,穿的自己紡。
況且,如劉姥姥那樣的、親家父輩當過京官的「莊稼人」,是多少呢?
故而,對大順的工商業而言,英國最底層的農業僱工,依舊是「活人」。
而大順中等農戶以下的百姓,只能算是工商業眼中的「牲口都不如」,連被統計成數字的資格都沒有,因為他們最多過年買條紅頭繩。
牲口最起碼還能剪毛賣錢呢,如今一斤上好的西班牙長絨羊毛,還要6錢銀子呢。
一頭失蹤多年被抓到的羊,剃下來了54斤的毛,30兩銀子呢,夠在災年買三五個大閨女了,真就人不如畜。
英國的600萬人口的消費能力,如果大順的那些中層農戶、貧農、佃農也算是「人」的話,及得上大順6000萬人。
就像兩淮地區一樣,年收入達到英國底層農業僱工水平的,一個千把人的村子能有三戶不?
在這種情況下,不說別的什麼工業品,就說茶葉。
大順的二三億人,市場已經飽和了。
想要內部市場擴大,只有土改一條路,讓百姓有錢消費。
而不是把六成的租子給地主,因為地主也只有一張嘴,他能收一千人的租子,但卻不可能一年喝一千斤茶葉、穿一千匹布。
土改的目的,是純粹的理性。
土地收益降低,才能使資本流向工商業。
百姓有了土地,才有消費能力,才有內部市場的擴大,反過來促進工商業發展。
不走這條路,不說別的,大順連10%利息的國債,都在國內借不到。
而這條路,又是默認不可能走的。當年李自成走了一半,就走到九宮山了,大順李家自己不想死的話,自然不敢動。
既然默認這條路不能走。
那麼,自然也就只剩下對外擴張這一條路了。
所以劉鈺用一個特殊的英國農業僱工的例子,來當做平均數,以此來引誘新興集團的對外擴張**。
因為,按照這個數據,如果打開歐洲市場、打開英國關稅,單單是茶葉貿易,就能擴大十倍不止。
劉鈺要引誘他們自己做出推理:造艦,是為了利潤;擴軍,是為了利潤;開戰,是為了利潤。
士紳可以反對開戰,因為他們確實沒好處。
但新興階級必須明白,只有對外擴張,才能得利。
同樣,誰支持開戰,誰出錢,簡單的道理。
大順對外擴張,不可能用戶政府的太倉銀,這一點毋庸置疑。既用不起,也按理不該用。
要不然,就得在國內奪權、土改、消滅地主。進行一整套的改造,打爛一個舊世界,再愣生生按照資本的訴求,創造一個有內部市場的新世界。
哪個難度更大呢?
不言而喻。
對外擴張,簡單多了。
持續多年一億兩白銀投入海軍,足夠控制歐洲的東方貿易品壟斷,打開歐洲市場。
而一億兩白銀想要徹底改造這個國家,消滅地主、分配土地,可能也就宋江方臘王慶田虎那樣的動靜吧。
現在這個事實就擺在眼前,劉鈺面上說的是茶葉定價問題,實則說的是「去吧,去西方,那裏是流着奶油和蜜的土地,那裏有你們最想要的東西白銀!」
此時只是對這些商人集團進行覺醒教育,而這種覺醒教育持續下去,必然會產生一個非常可笑的結果。
一直高喊着自由貿易的大順海商集團,會因為英國真的取消了茶葉高關稅,而選擇對英開戰,理由是自由貿易。
到時候就會演變成一個笑話。
為什麼對英開戰?
因為英國高關稅保護,沒有自由貿易。
戰爭的起因是什麼呢?
因為英國真的要取消高茶葉關稅了。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英國的市場太誘人了。
誘人到劉鈺說英國僱工的生活,已經讓許多人想着幹掉英國東印度公司了。
伴隨着劉鈺講完英國僱工的生活水平,大順西洋貿易公司,與英國東印度公司之間的矛盾,至少在董事會、大股東層面,已經迅速激化,不可調和了。
陳亨問的問題,只是單純的商業定價問題。
但當這個問題被劉鈺用這種方式闡述之後,這就不再是個單純的商業定價的問題了。
看着幕板上那句「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話,這個原本單純的商業定價問題,已經逐漸演化為「我們怎麼才能賣更多的茶葉」這個問題。
是「我們」。
不是大順。
誰代表大順?
對大順的茶農、坐商、行商來說,英國取消茶稅,是值得放炮慶祝的好事。
而對大順已經逐漸崛起的海商財閥集團來說,英國取消茶稅的第一天,公司的股價就會暴跌。
如果大順是議會制,伴隨着英國取消茶稅,會看到茶農坐商行商搓茶的工業資本的代表反對開戰;而海商集團則鼓動開戰,並且肯定會炮製出類似於「張二麻子耳朵」的事件,煽動輿論,鼓動情緒。
當然,這是雙向的。
一旦要是大順的生產力水平不如英國,立刻就會出現逆轉:
大順的茶農、坐商、工業資本,會要求大順保護本國人民的利益;而海商集團,則高呼自由貿易會促進競爭,放開關稅,加大進口。
此時這種傾向已經很明顯了,在劉鈺略微誇大地說完英國僱工的生活水平之後,會堂里所有人都已經沒有興趣去談論該「漲價」還是該「跌價」了。
而是都在討論,怎麼擴大對英國的出口。
既然英國這麼有錢,怎麼才能讓他們多買我們的東西呢?
這就不是一個茶葉該怎麼定價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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