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風雲人物演義 第526章 無稽之談

    至於說胡適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是為了專門抵制和反對馬克思主義,就更是無稽之談了。

    首先,20世紀的中國就是一個各種主義橫行的時代,包含無政府主義、過激主義、民生主義、社會主義等等;而社會主義就有8種,有基爾特的社會主義、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王揖唐的社會主義、皇室中心的社會主義、基督教社會主義等等。

    而胡適所講的,是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該研究。但「只可認作一些假設的見解,不可認作天經地義的信條;只可認作參考印證的材料,不可奉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啟發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對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漸漸養成人類的創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漸漸使人類有解決具體問題的能力,方才可以漸漸解放人類對於抽象名詞的迷信」。根本不存在針對那個主義一說。

    其次,不妨看一下胡適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歷史背景。

    1919年6月27日、28日,臭名昭著的安福俱樂部控制的北京《公言報》,發表《論危險思潮敬告為政者與將帥》的長篇社論。認為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都是「危險思潮」,「浩浩乎,滔滔乎,莫之能御」,凡是俄國「過激派」所倡導、所實行的都屬此類。於是,政客們很替北洋政府擔憂,籌謀應對之法。社論提出的第一條措施就是:「為政者與將帥宜究心社會主義也」,既不要迴避,也不要畏而遠之,而「宜人究其書,乃可言取捨,乃可言因應也」。

    7月8日,王揖唐在安福俱樂部舉行的全體議員大會上發表演說,稱:「自世界潮流播及後,民生主義為不可再緩之圖」,而安福部的政綱中,第四項就是「注重保育民生」。他認為,中國古已有「均田均耕」等與「近世之共產主義相近」的學說,但自古也有人如孟子認為這種學說「與中國不適」,但「此等學說,何嘗不從人民生計上着想?」於是,王揖唐提議在安福部內特別組織一個「研究會」,稱為「民生主義研究會」。安福部公議結果,全體均贊成。次日,《公言報》以《昨日安福部之議員會———社會主義研究之組織》為題,對這次會議作了報道,並摘要刊登了王揖唐的演說。

    在當時京城熙熙攘攘的新思潮激盪中,紛紛擾擾的社會主義學說看來還是很引人關注的。王揖唐和安福部談論社會主義的言行,在當時也算是「趕時髦」,也可稱為「蹭熱度」。這一事件頓時引起京城輿論界的熱議。

    於是,胡適有感而發,於7月20日,在《每周評論》第31號發表了此文。文章開篇就揶揄王揖唐和安福俱樂部,嘲笑王揖唐們「假充時髦」的行為。不但如此,胡適還認為,這給了「新輿論家」一個教訓。

    胡適指出:「主義」都是應時勢而產生的「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主義」都是「抽象的名詞」,任何人都可以「同用一個名詞」談「主義」,比如王揖唐之流都跟我們一樣談論社會主義,都稱「社會主義家」,「都可用一個抽象名詞來騙人」,這就成了「『主義』的大缺點和大危險」。所以,他極力反對「空談主義」,因為: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這是極容易的,「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談外來「主義」,沒什麼用處;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很容易被無聊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

    由此可見,胡適發表該文的最初誘因是安福部王揖唐也來談論「主義」了。這在他看來,無疑是空談抽象的主義帶來的大弊端,所以不得不予以糾正。而在接下來的文字中,胡適也很少涉及馬克思主義,甚至說過「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不同」。

    在《三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胡適又解釋說:「現在世界各國,有一班『把耳朵當眼睛』的妄人,耳朵里聽見一個『布爾扎維主義』的名詞,或只是記得一個『過激主義』的名詞,全不懂得這一個抽象名詞所代表的是什麼具體的主張,便大起恐慌,便出告示捉拿『過激黨』,便硬把『過激黨』三個字套在某人某人的頭上。這種妄人,腦筋里的主義,便是我所攻擊的『抽象名詞』的主義。我所說的『主義的危險』,便是指這種危險。」而「 藍、李兩君所辯護的主義, 其實乃是些抽象名詞所代表的種種具體的主張。如此所說的主義, 我並不曾輕視。」 這也說明,馬克思主義並非其主要的針對。

    毫無疑問,胡適說的「主義」,應當也涵蓋馬克思主義。但讀原文,胡適並不一般地反對誰信奉馬克思主義,更不是誰信奉馬克思主義,就和誰過不去。他只是提出,任何主義都「不可認作天經地義的信條;只可認作參考印證的材料,不可奉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啟發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對真理」。這不是馬克思主義本身應該反對的嗎?


    如果像信奉宗教一樣信奉馬克思主義,這樣的人不管把自己標榜成多純粹的馬克思主義者,其人肯定比胡適離真理更遠。

    卡爾?波普爾說過,多見一隻白天鵝不能證明所有天鵝是白的,因為只要有一隻其他顏色的天鵝出現,「天鵝皆白色」這個命題就會被推翻。既然誰也無法保證此「真理的白天鵝」可以永遠不被證偽,那麼「非真理」、「非主流」的價值就有自我嘗試的權利。換言之,人類沒有一勞永逸的真理,只有基於經驗與創造而生的源源不斷的知識,人類只能「通過知識尋求解放」。

    胡適後來說,對於「新文化運動」,自己比較喜歡用「中國的文藝復興」一詞,因為它與歐洲的文藝復興有很多相同之處:一是對新語言、新文字、自我表達新工具的需要;二是對人類解放的要求,把個人從傳統的舊風俗、舊思想和舊行為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他後來曾說:「那時我有一個主張,認為我們要替將來中國奠定非政治的文化基礎,自己應有一種禁約:不談政治,不參加政治,不與現實政治發生關係,專從文學和思想兩方面着手,做一個純粹的思想文化運動。」他在《口述自傳》中遺憾地認為:「在1919年所發生的五四運動,實是這整個文化運動中的一項歷史性的政治干擾。它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一個政治運動。」

    可以說,胡適的這篇文章正是基於這種認識,希望對這種政治轉向有所校正。胡適在文中指出: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的;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詳細分析討論之後,胡適最後說:「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着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着費心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了。」

    9月,胡適將自己八年來翻譯的十篇短篇小說結集為《短篇小說第一集》。

    胡適譯,《短篇小說(第一集)》,(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民國八年十月初版,民國十七年十月便已十一版。

    胡適譯《短篇小說》第一集,或許可以作其嘗試漢語改革的一個標本。

    該書共收十一篇小說和一篇論文。其中,用文言翻譯的小說有三篇,其餘是白話。論文的語言也是白話。這個比例,說明胡適當時已明顯偏向於白話寫作。

    他在該書「譯者自序」中說,這些小說「不是一時譯的,所以有幾篇是用文言譯的,現在也來不及改譯了」。如果來得及,看來胡適是希望把他譯的短篇小說全部用白話文字提供給讀者。

    胡適說過,他極想提倡短篇小說。當時國內短篇小說大概尚未脫離初學階段,很多文人不大懂短篇小說是什麼樣子,該怎麼寫。似乎不夠長篇的小說就是短篇小說,而且有個基本模式。諸如「某生,某處人,幼負異才, 一日,游某園,遇一女郎,睨之,天人也 」,被胡適斥為「濫調小說」。

    胡適遺憾自己不能創作,無力做出示範,於是介紹外國名家的名著,如都德的《最後一課》、莫泊桑的《梅呂哀》、契訶夫的《一件美術品》、高爾基的《他的情人》等等,另外加上論文來做解說。

    這番用心,來自胡適所感知的社會文化變遷帶來的文學體裁變化。他已經看出,「最近世界文學的趨勢,都是由長趨短,由繁多趨簡要。 世界的生活競爭一天忙似一天,時間越寶貴了,文學也不能不講究 經濟 ;若不經濟,只配給那些吃了飯沒事做的老爺太太們看,不配給那些在社會上做事的人看了。」

    從文學自身看,世界進入現代階段,老的語言工具已經不能充分表達現代人的思想和觀念,需要尋找新的語言工具。短篇小說應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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