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唐再續 第215章 北都風雲(三)

    「自從我入長安，我們見面的時候是越來越少了，上次河中被圍之前，我請王相公接你來長安設立醫學院，現在也有一年多了……」李曜這話說得有些感慨，他用了個不是很謙遜的「我」作自稱，此時卻不顯得傲慢，而是親密，因為他說話的對象，是王笉。

    王笉嫣然一笑，道：「設立醫學院，有河中的經驗，自然早已建成，各項工作都已展開，正在按計劃進行。只是奴家有一點很是奇怪，大王為何會想着要讓陛下來題詞，而且將之命名為『大唐皇家醫學院』？」

    李曜沉吟了一會，才道：「皇室今後將有一些變動，在享受百姓供奉的同時，必須腳踏實地地為百姓做事。其中有一項很重要的任務，便是廣開醫院，為天下萬民提供低價高質的醫療保障。」

    王笉微微有些錯愕，但仍點頭：「若是如此，百姓對天家，必然更加擁戴。」

    李曜笑了笑，又道：「非但是醫學院，皇室還有許多變革，今後我會一一開始佈局。我始終覺得，與權力伴隨的，是義務。既然皇室享受着萬民的供養，就有義務為民眾提供各種保障，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杜工部的這句話，希望總有一日，不會再被人用到大唐皇室身上。」

    王笉忍不住問：「如此陛下民望更高，大王就不怕……」

    李曜笑道：「我怕什麼？現在這些改革並未真正落到實處，只是開辦了皇家醫學院，而且這醫學院的『榮譽院正』不正是我麼？我的院正閣下。」

    王笉禁不住噗嗤一笑，搖頭道：「真不知大王是怎麼想的，你若要做院正，奴家讓給你便是，為何偏要弄出一個『榮譽院正』，讓人一看便知道只是掛個名兒。」

    李曜正色道：「為的便是讓人都知道我只是掛個名兒。」他直視王笉的雙眼：「事實便是如此，何必做那些虛偽之舉？醫學院上上下下的事情，都是你在操辦，你不做院正，卻做院副，對你便公平麼？」

    王笉心中一熱，一句話沒經過思索便脫口而出：「只要於你有益，院正院副有何區別！」

    李曜微微一怔，卻見自知失言的王笉一瞬間滿面通紅，哪裏還不知她的心意？

    當下，李曜伸出手，握住王笉的柔荑，也不管她一張小臉漲紅如血，走近一步，輕聲道：「嫣然，你為我做的一切，我心裏都明白。」他見王笉雖未掙扎，也未有抽手的意思，但身軀似有微微顫抖，越發柔聲地道：「我非無情草木，也非是什麼不食人間煙火的聖人，此前我不談成家之事，只是因為……我道艱難，前路茫茫，別看眼下風光，實際上但凡踏錯一步，便可能是臨淵踏獄，粉身碎骨、身敗名裂。你是名門閨秀，才情人品俱是世上罕有，若因我而受半點傷毀，叫我如何能償？」

    王笉此前雖然曾扮男裝經年，但以她的家教之嚴，何曾有與男子如此親密的舉動？此時被李曜握着雙手，近距呢喃，只覺得他身上那男子特有的陽剛氣息濃烈得幾乎使自己窒息。那種氣息，不是聞到的，而是一種感覺，就仿佛面前是一座大山，讓自己暈眩、痴迷，唯有全力控制，才能忍住不投入其間。

    但聽聞李曜這番話，她仍堅強地抬起頭來，看着眼前這個與自己相交甚久，卻始終如謎一般的男子，微微顫抖卻堅決如鐵地道：「奴家心中，君即是天。」

    毫無疑問，她口中的君，只能是面前這位。

    李曜再未開口，只是深深地看着她，然後將她拉入懷中，這才道：「等我從太原歸來，便娶你過門。」

    王笉渾身一震，再也控制不住——也不願再控制自己，她伸開雙手用力抱住李曜如豹似狼般細而堅韌的腰，明明是最意外的欣喜，淚水卻偏偏瞬間決堤。她口中道：「五郎……五郎……」

    李曜深深地呼了口氣，撫摸着她的秀髮，道：「好久好久，未曾聽人喚我五郎了……」

    王笉似乎想到了什麼，卻又似乎不想攪亂這期盼了無數個日夜的氣氛，只是輕輕「嗯」了一聲，但不知為何，李曜偏偏明確地感覺到，她懂了自己的意思。難道真是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麼？

    不知過了多久，王笉的心情才總算平復了下來，忽然從李曜懷中掙扎而出，仰頭看着他，有些擔憂地道：「有些話奴家在心裏憋了很久了，本不敢說……」

    李曜微微一笑：「從現在起，任何話都可以對我說了。」

    王笉用力點了點頭，面現憂色，道：「此去太原，是不是有危險？」

    其實以王笉的智慧，此去太原會有什麼後果，她不是不能預料幾分，只是在李曜面前，她似乎不願自己分析，而僅僅希望聽到他如往常一樣平靜如水、仿佛一切盡在掌握地淡定回答：「無妨。」

    然而，李曜卻沉默了一下。

    王笉的心一下子緊張起來，道：「若是有危險，能不能不去？或者推說關南、蜀地新定，諸事繁雜……派一名特使即可？」

    李曜微微搖頭：「這些情況，晉王難道不知？」

    王笉咬了咬唇，略微遲疑了一下，想到剛才他說的那句「從現在起，任何話都可以對我說了」，便仍開口道：「若是不去，便會如何？晉王難道會發兵來戰麼？」

    「不會。」李曜很明確地回答，然後道：「然而從此之後，我便須背上一個忘恩負義的惡名，從此與小人為伍。」

    王笉頓時黯然，以她對李曜的了解，他恐怕寧可去死，也不願背負這等惡名。

    但就在此時，李曜卻又道：「不過，事情也未必就會變得那麼糟。」

    「為何？」王笉立刻問道。

    李曜道：「其一，我如今實力雖強，卻畢竟沒有對他做出任何逆反之舉，晉王為人雖然偶爾魯莽，但總的來說，還是光明正大的，因此他很難下定決心在我為其祝壽之時將我拿下處置；其二，我也是沙陀軍中出身，若是晉王無故處置了我，他其餘義兒會如何想？我這些義兄義弟也幾乎都是掌軍領兵之人，一旦他們升起兔死狐悲之心，晉王這偌大勢力，只怕頃刻之間便要土崩瓦解！這一點，是晉王、蓋公和張監軍都不得不考慮的；其三，這一次太原祝壽，我雖不得不去，但並不代表我沒有任何佈置……」

    王笉見他對晉王的性格和面臨將領忠誠度的問題上分析得絲絲入扣，總算放心了不少，憂色少了些許，又聽他說有所佈置，雖然不想在他心裏落個多事甚至「干政」的不良形象，但事關愛郎安危，仍忍不住問道：「佈置……可靠麼？」

    李曜卻不覺得這種問題有干政的嫌疑，也不打算對她隱瞞，當下便道：「佈置分為幾個方面。其一是明面上的兵力佈置，在我前往太原之時，左右天策衛、左右羽林衛四衛將會進駐河中正北的晉州，總計七萬六千大軍，虎視陰地關。此四衛大將軍分別是憨娃兒、阿蠻、李筠和張訓，憨娃兒和阿蠻為主將的天策衛不必說了，李筠原是神策軍的都頭，張訓原是河中鎮兵牙將，兩人都不是沙陀出身，功名富貴皆在於我，因此此番可堪使用，忠誠無虞。而河中本鎮也有八萬四千大軍，而且最近我對河中護**各軍主將做出了調整，這批新任主將絕大多數都是我一手提拔起來的，晉王對他們並沒有什麼恩賞，因此忠誠方面也當無礙。如此一來，足有十六萬大軍在南面為我後盾，晉王乃至其麾下對我有覬覦之心者，就不得不仔細權衡。」

    王笉聽說如此，又足有十六萬大軍在河中作為震懾，果然放心了不少，當下點了點頭。畢竟，按照李曜的這個佈置，左右神策衛大將軍李承嗣和李嗣恩，都被留在了後方，減少了許多不確定因素。而晉王此前被朱溫重創，一時之間怕是還集中不了十六萬兵馬。王笉對軍事了解不多，僅僅是從數字上看，覺得李曜這邊的兵力應該是有優勢的，心中稍安。

    當然事實上，李曜這十六萬大軍是老兵新編，可能指揮起來的靈便性稍差，但戰鬥力的確是頗為不弱的，相對於李克用此時麾下半老兵半新兵的情況，可能還略好一點。更何況，李曜麾下這些軍隊近來凱歌高奏，士氣上面自然更加靠得住一些。

    這時李曜又道：「這是明面上的，在暗地裏，府州、麟州二地，我有相當把握，折家和楊家可以為我所用，一旦太原方面真有什麼意外，府麟二州的折、楊二軍可以使天德軍無法南下，甚至使朔州振武軍也不敢輕易調動大軍南下馳援太原。另外還有我藏得最深的一步暗棋……就在太原。」

    他這麼一分析，王笉的擔憂便少了許多，但她忽然想起一件事，歉然道：「可惜奴將家主印信交給了昭逸叔父，否則的話，或許也能幫上一點忙。不過奴執掌印信數年，在太原多少也有一些人手可用，如果五郎需要，可以吩咐他們。」說罷便將其中詳細告知李曜。

    李曜聽罷，不管用不用得到，先暗暗記下了，畢竟此去太原凶吉難料，多一些保障總不是壞事。

    兩人將太原之行的細節再推敲了一番，確認沒有什麼疏漏之後，李曜忽然又想起一件事，便道：「我從太原回來之後，朝廷會有一次大變革，是關於賦稅的一次調整。我欲將田賦和徭役合併，統一折成錢幣徵收，與兩稅法不同的是，過去的把丁稅將會攤入地畝。此後，朝廷便只按照田地多寡來徵稅，丁男數目不再作為計稅標準使用。而天下之人，但凡有田，無論自耕自種的尋常百姓，還是皇莊王田，今後也都統一納稅，包括陛下的皇田和我的封地王田也都一樣……五姓七家等名門大族田畝甚多，此事一旦推行，必然會有不少人反對，若是你們太原王氏內部也是如此，你便……」

    王笉為難道：「奴已不掌家主印信，又是女子之身，這等大事，只怕說不上什麼話了。」

    「無妨。」李曜搖頭道：「我不是讓你強令他們什麼，只是讓你帶句話給他們。」

    「哦？什麼話？」王笉略微詫異，心道：「不知是威脅還是拉攏？還是二者皆有？」她剛才聽了李曜對自己的承諾，已經幾乎把自己看做他的女人了，思想自然有些轉變，但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全不為家族考慮，因此會有這點想法。

    誰知李曜卻只是道：「死守田產，以糧食為財富，這種人今後一定會後悔的。」

    王笉遲疑道：「是因為五郎你已經決定要推行這種新稅法的緣故？」

    「不。」李曜搖頭道：「關鍵不在於此，而是……」他鬆開王笉，從桌上拿過一份奏章遞給她，道：「這是戶部幾名員外郎和主簿前往蒲州東升新城考察工商業之後的奏報，其中他們對東升新城入股收益做了詳細調查。這份奏報顯示，僅從工業的角度來看，入股東升新城民用農具產業的股東，投資年回報率為四成三分(即43，以下均同)；投資棉布等紡織產業的年回報率為三成二分；投資建築產業的年回報率為三成一分；投資鐵、煤等礦業的年回報率為三成四分……無論投資哪個工業產業，其年回報率均遠遠超過土地種植出產所得。至於商業方面，由於經營管理方式不同，差異相對較大，其中某些特殊商業也的確有着相對更大一些的風險，但總的來說，其收益也至少十倍於土地種植出產。」

    王笉在還未將家主印信交予王摶之前，也主導過投資入股東升新城，這份報告的真偽她自然一清二楚。太原王氏在各種大小型農具方面有建有專門的「工廠」，在紡織、礦業也都設有工廠，其中收益大體與這份報告所顯示的相差無幾。而李曜說「相差較大」的商業方面，太原王氏也同樣有不少涉足，其中主要是高端餐飲業務、典當業務、米行、布行和水運。

    由於太原王氏的官場基礎，加上其對李曜崛起的大力支持，使得他們獲得了不少朝廷方面的優勢，比如朝廷對東南漕運的運輸，其中某一段水路便是太原王氏接手(其「水運商行」總部設立在東升新城)；僅這一業務每年的獲利，就頂得上三萬畝良田的收益！要知道，現在東南的漕運可比全國統一時差了不知道多少，如果將來朝廷一統乾坤，光是這一小段漕運的收益，只怕就比得上太原王氏如今的全部良田了，因此李曜剛才那句話，絕非兒戲，也絕無誇張，對於這一點，王笉毫不懷疑。

    她知道李曜特意對她說起此事，既是對自己的一種關懷，以免因為這件事讓他們二人之間產生隔閡，同時也是對太原王氏一直支持他擴張勢力的一種回報。便點了點頭，道：「五郎的話，奴一定帶到。」她微微一頓，又有些遲疑地問道：「只是奴有些不解，五郎為何急於對稅制進行改革，須知稅制乃是朝廷根基之一，如今朝廷連征李茂貞、王建而勝，威望大振不假，但畢竟尚未乾坤一統，如此改制，五郎你就不怕某些世家大族東逃中原、淮揚甚至吳越等地，為朱溫、楊行密、錢鏐等輩所用麼？」

    李曜當然知道她問這番話是對自己如此大幅度改革動作有所擔心，他自己比時人多了一千多年的「經驗」，可在「要不要進行稅制改革」、「改與不改各自有何利弊」等問題上不也糾結了大半年麼？

    其實稅制改革也好，變遷也罷，就其本質來說，歸根結底是對社會各利益集團的經濟利益關係進行的重新調整，是使現行稅制不斷變革、不斷完善過程。賦稅制度的改革變遷屬於朝廷供給主導型的制度變遷，變遷能否進行，受當時政治經濟背景、政權穩定與財政狀況、政府對資源的控制等多方面主客觀因素的約束。在李曜自己看來，這些約束可能也就是後世歷史教科書里經常所說的「歷史的必然」。

    首先，是政治經濟背景因素。

    在經歷了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轉型之後，在兩個社會轉型期間春秋時期出現的「初稅畝」制度的推行，可以說反映了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對賦稅制度變革的影響，初稅畝制度推出的時代背景是伴隨着土地國有制度的瓦解，封建制的生產關係的萌芽，勞動者的人身自由由經歷了「奴隸、農奴、農民」變化歷程，因此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勞動者的人身自由變化、生產工具的變化、生產組織形式的變化必然需求賦稅制度的變化以實現當時賦稅制度的功能。但是深層次影響政治、經濟制度是生產力因素。生產力提高引起的生產工具的改進、耕作方式、糧食產量、勞動者積極性等方面的效應都會對賦稅制度產生影響。

    其次，是政權穩定及財政狀況因素。

    政權的穩定對賦稅制度的影響是顯然的，從歷朝歷代本朝代看，賦稅制度在稅率方面的調整，伴隨着朝代的興衰。從整個歷史時期中上述幾次大的變革看，「初稅畝」的推行源於私田增加及生產的繁榮，公田收人無法滿足當時統治者包括戰爭等各方面的開支。大唐兩稅法的推行源於均田制破壞的情況下，政府陷入無地可均，自然與此相對應的無可征之丁的財政危機局面。而後來明朝中期實行的「一條鞭」更是在明朝統治者**，土地兼併更加嚴重，大地主想盡辦法逃稅，苛稅殘酷，政府財力匱乏的情況下推行的。這就說明了政府財政狀況對賦稅制度變革的決定性作用。可見，中國賦稅制度的變遷屬於朝廷供給主導型的制度變遷，朝廷進行賦稅制度變革的原動力即是財政狀況，其次才是儘量簡化征管方式降低稅收成本。

    而王笉的質疑，也在於現在李曜所主導的朝廷，至少看起來是並不缺錢的，但改革卻可能導致政權基礎動搖，所以她才疑惑這樣的改革是否必要。

    最後，則是朝廷對資源的控制因素。

    稅制變遷就其本質來說，歸根結底是對社會各利益集團的經濟利益關係進行的重新調整，而經濟利益的獲取又源於各個利益集團對資源的控制，對於大唐賦稅制度，或者說是農業社會以土地產出為主的經營方式，決定了國家對土地資源的控制將決定了土地賦稅制度的變革和調整，君主制下的土地私有導致的土地兼併現象以及由此引起的朝廷和大地主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始終是賦稅制度變革的一大原因。

    王笉當然不知道李曜搞「攤丁入畝」、「皇田納稅」的根本原因除了減輕百姓負擔之外，還有釋放人口的因素，因此不甚理解。

    李曜對此也不好說得太多，只能拿出自己所謂「一代儒宗」的面具帶上，用一種悲憫天人的口吻，深沉地道：「民若不困，何必冒死作亂？更何況如今這稅制，富者納稅少，貧者納稅多，豈是道理？有道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我行此政，正是為了樹立公平。皇王布衣，統一納稅，正是『法無二致』之意。至於你擔心朝局不穩，這一點大可不必擔心。那些富家大族若要東逃南逃，就儘管去吧，走了之後，他們還能將田產帶走不成？到時候正好賜給有功將士。而這稅法一改，別地百姓聞之，必然歡呼而來，民乃王業之基，有了百姓，還怕少得了貴族？更何況，那些人放着工商業無數賺錢良機卻為了那麼一點地稅而走，這等眼光，也不配留下分得利潤。」

    其實李曜這話說起來理由十足，但他之所以此前曾經猶豫很久，也不是沒有原因的。他這稅制改革，實際上是把原先歷史上三次重大稅制改革集中在了區區唐朝中期之後的一百年內快速完成，他此前主要是擔心社會適應能力，擔心拔苗助長。所謂三次重大稅制改革，就是指兩稅法、一條鞭法和攤丁入畝。

    縱觀兩稅法實施之前的賦稅制度，大都是以人丁為徵稅之本，而以人丁為徵稅之本的前提條件是納稅人必須有相應的土地、資產。唐朝前期由於實行均田制，廣大農民基本都有田可耕，社會經濟繁榮。以人丁為本的租庸調製暢行無阻，稅源充盈。然而，隨着土地兼併的加劇，特別是安史之亂爆發，唐朝的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大批農民喪失土地淪為地主的佃戶，唐朝朝廷控制的農戶越來越少，賦稅來源逐步枯竭，以均田制為基礎，以人丁為本的租庸調製已經無法實行，嚴重影響了國家的財政收入。朝廷為了增加收入，只得另立多種稅目，恣意勒索，以致人民負擔日趨沉重，社會矛盾一觸即發，這種情況如再繼續下去，將危及政權的存在。這說明對舊稅制的變革已經刻不容緩。於是到了德宗時期，德宗皇帝就接受了宰相楊炎的建議，下令正式實施兩稅法。兩稅法的實施擴大了稅源，簡化了手續，增加了財政收人，挽救了唐朝中期以後的經濟危機，穩定了唐朝政權的統治。而更重要的則是為賦稅制度確立了一個合理的、新的徵收標準。從此以後，徵稅標準開始從人丁轉移到土地、資產。兩稅法成為君主制度下社會賦稅制度演變的起點。歷史上的五代、宋朝等，對於稅制也有一些小幅度的改動，但並沒有脫離兩稅法的窠臼，因此一些必然出現的弊端，仍舊不斷出現。

    而與歷史上其它封建王朝一樣，明朝發展到中期以後也開始走上了**、沒落的道路。土地兼併，貪官橫行，賦役苛重，農民暴動，所有這些社會矛盾都開始集中顯現，並呈蔓延之勢，明朝的統治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為了緩和社會矛盾，挽救朝廷的危亡，明神宗起用張居正擔任內閣首輔，實行了一系列旨在富國強兵的改革。一條鞭法的主要內容是：「總括一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一概征銀，官為分解，雇役應付。」??一條鞭法的推行是中國賦稅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它上承唐朝兩稅法，下啟清朝攤丁入畝。在當時起到了減輕農民負擔，抑制各級官吏、豪強地主對農民的勒索、盤剝，緩和階級矛盾的作用。特別重要的是一概征銀，使君主制度時代的實物稅制轉向了貨幣稅制，使國家的賦稅徵收基本貨幣化。一概征銀，擴大了社會的商品市場，有助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所以一條鞭法在中國賦稅制度的演變史上又豎起了一塊里程碑。

    清朝人關之初，賦稅制度仍沿襲明朝舊制，實行一條鞭法。然而自明末社會大動亂以來，隨着土地的日益集中和人口的不斷增長，無地、少地的農民越來越承擔不起丁稅的重負，不斷地進行反抗鬥爭，他們或遷徒流亡，或隱匿戶口，不但使清政府徵收丁稅失去保證，還使清政府無法掌握人口實數，同時加劇了社會動盪。為了緩和社會矛盾，穩定統治秩序，清政府分逐步完成了攤丁人畝的改革。攤丁人畝的實行，是中國賦稅制度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對清朝的統治和以後中國社會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攤丁入畝簡化了稅收原則，只按土地的單一標準收稅。這樣，不但穩定了清政府的財政收人，有助於統治秩序的正常運行，而且還減輕了勞動人民的負擔，削弱了國家對農民的人身控制，農民有了更多的人身自由。本書前文也說過，更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是攤丁人畝取消了中國歷史上幾千年來的人頭稅，在客觀上起到了鼓勵人口增殖的作用。此後，中國人口數量急劇增長，人口數量的增長在一定時期內為社會提供了大批新生勞動力，對經濟的發展具有積極的意義。當然，當人口數量的增長超過了社會經濟的承受能力，它所帶來的更多的是負面效果，不過這一點李曜早已想好辦法解決了。所以攤丁人畝的實行對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影響將是深遠的。

    李曜現在的做法，則是將一條鞭法省去，直接跳轉到攤丁入畝，那麼相應的，徵收的稅費也必須是全貨幣稅，這反過來又有助於李曜此前就開始推行的新幣制改革(無風註：之前寫幣制改革的時候提過，一旦認同新幣可以當做稅費上繳，則該貨幣的價值就會被社會所公認)。

    那麼，這一改革在推行過程中的難點就在於兩條：一，「大地主階級」們的抵制甚至反抗；二，百姓們習慣這套制度的速度。至於其他什麼稅率分攤是不是合理之類，那都是稅制本身的細節問題了，在決定推行之後，各地再考察、討論便是，總不能連這種事情都要李曜自己親力親為，那他一準成為第二個孔明，只有活活累死的份。

    這時王笉道：「五郎既然有如此把握，奴自然是支持的。」

    李曜微微一笑，柔聲道：「說實話，我希望太原王氏在這件事上，能做一個表率。」

    王笉看着他，勉強一笑，道：「五郎……此事奴只能說盡力，決定權在叔父，甚至……他都未必能一言而決。」

    李曜點點頭，他理解這種情況，中國人對於「祖制」有一種外人難以理解的情感，也許是孝道被無限拔高的後遺症，任何人膽敢擅自改變「祖制」，面對的壓力都是極大的，也很難獲得認同。而對良田的佔有，則不光是很多世家大族的「祖制」，甚至早已是這些世家大族存在於世的一種下意識慣性，李曜甚至有時候會覺得，要想改變這一點，就像要讓狗不吃屎一般。

    不過據說狗吃屎是因為狗吃人吃的飯後，身體裏缺乏必要的微量元素，而這種微量元素在其糞便中有，所以才出現。那麼李曜只好把工商業上的大利潤擺在頭前當胡蘿蔔，把攤丁入畝的稅制改革作為大棒拿在手中，這樣才能使這些「大地主階級」們出讓手頭的田產。

    一手大棒，一手胡蘿蔔，這個辦法永遠都是可以使用而且成效卓著的。

    至於他為何對這件事如此上心，其實再簡單不過了。

    首先，他需要這些「大地主階級」出讓土地，使窮苦百姓自耕自足，不會「揭竿而起」，危害朝廷統治的穩定。其次，他需要這些手頭有足夠資本的「大地主階級」投身工商業，使那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趕緊生出、發展。

    按照李曜穿越前的所學來看，資本主義萌芽應該是指一種生產關係，而不是一廠一店，也就是說，即便李曜自己建立起了實際上規模龐大的「工業企業」——兩大軍械監，但那並不表示資本主義就萌芽了。資本主義萌芽指的是一種社會關係，而不是個別人之間的關係，因而不能孤立地看待。這種生產關係，按照學術觀點，是在封建社會晚期，在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條件時產生的。在這以前，像在自然和社會史中許多事物一樣，它會有一些偶發的、先現的現象，但不能因此認為資本主義萌芽已經出現。

    這就是說，關於是不是資本主義在萌芽，必須把考察的對象放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之中，看這個地方、這個行業有沒有產生資本主義的土壤和氣候。同時，這種對象必須有一定的量，不能相信孤證，比如軍械監這種明顯就是「孤證」。必然性是存在於偶然性之中，社會性是存在於個別事物之中，所以，真正的資本主義萌芽，總是具有多發性，是可以重複觀察到的。

    唐有何明遠的絲織廠、仙君冊的茶園，但即使《太平廣記》是可信的，這也只是一種偶發的、先現的現象。因為此時的社會經濟條件還不允許新的生產關係出現。歷史上宋代經濟有很大發展，當時的中國，在農業、基本手工業和科學技術的許多部門，都居於世界先進水平。單從生產力來看，宋代已經有了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物質基礎。但是，從生產關係和社會條件來看，租佃關係、徭役賦稅和工商業等方面的封建束縛，還未見鬆弛，政治上的**主義和意識形態的僵硬，較唐代尤甚。因而，它只能說是資本主義萌芽的準備階段。真正的資本主義萌芽是封建社會內部的一種新的生產關係，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它一旦產生，除非有不可抗原因，是不會中途夭折的，而是引導向新的生產方式。因而，真正的資本主義萌芽，應具有延續性和導向性。

    這也就是李曜想方設法要使類似於太原王氏這種「大地主階級」放棄對田產的執着，轉而投身僱傭關係的工商業中去的原因。只有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這種風潮，各種大大小小的「地主階級」都踴躍進行工商業投資，這種生產關係才算真正形成，也才會「具有延續性和導向性」、「不會中途夭折」。

    當然，生產力是產生資本主義萌芽的前提，不能用一句話回答。但歸根到底，還是要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尤其是農業生產力。資本論說「一切剩餘價值的生產，從而一切資本的發展，按自然基礎來說，實際上都是建立在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基礎上的。」

    更簡單的說，如果全民餓肚子，資本主義就純屬空想。

    至於在原先歷史上的中國農業，從生產技術來說，大約宋代達於高峰。江南(近代中國最富庶地區)水田的開發，引起綠色革命。耕犁製造的多用途化，可鍛鑄鐵之應用於農具，早熟稻的引進以及農藝學的進步，使傳統農業達於成熟。

    明清兩代，中國人口和糧食產量都增加約五倍。農產品的增加，主要是由於投入更多的勞動力和擴大耕地面積所致，屬於量的變化。農具和耕作技術，基本上還是宋代水平。不過，先進地區耕作方法向落後地區傳播，稻麥間作和雙季稻的種植，以及玉米、番薯等高產品種的引進和經濟作物的顯著發展，引起一定的地域性分工，這些也都有助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總之，這期間農業生產力的發展主要是適應人口增加而來的量的擴大，甚少質的變化。因而還不足以突破耕織結合的、小農經營的傳統經濟結構，也不足以使農業經營利潤從封建地租中解放出來。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源在於以單個家庭與小塊土地為基礎的小農經濟，只能勉強維持一家人的生活，無論人力資源還是土地面積都不具備擴大再生產的條件。因此，它無法保證富餘產品的穩定產出，更無力供養具有充分消費能力的民間市場。

    中國自古是單一制君主集權國家，龐大的帝國組織靠直接向全國小農階層抽稅來維持。在那個時代尚無現代經濟理論，國家計稅毫無科學依據，只能簡單向全國平均攤派，不具備宏觀調控功能，對社會經濟並無積極作用。財政稅收又多被用於奢侈揮霍或豢養軍隊，巨額財富無法回到正常的經濟流通領域，民間經濟即不能從中獲利，私人財富也得不到有效保障，資本自然無從積累。這便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發展遲緩的根本原因。

    而李曜和他推行的改革的出現，則成為改變這一切的契機。農具革新，他做了，而且在繼續做；朝廷經濟制度改革，他已經開始做了；生產關係的變化，他正打算推進……

    (無風註：前段時間我看見有讀者留言說李曜沒怎麼改變這個社會，理由是歷史變化不大，我震驚了。就算是純劇情黨，完全不看我寫的各種分析，可書里那麼多制度上的變化，難道都被無視了麼？)

    至於為何一定要如此全力推進制度改革進入資本主義？原因很簡單，資本主義的逐利性會使得整個民族具備更強的開拓精神，當攤丁入畝一段時候，人口爆炸，國內工商業發展已經無法滿足大資本家的胃口，那麼……海外殖民地必然是一個最佳選擇。

    而且，李曜早已想好，將來還要將開疆拓土的獎勵跟升官、發財同時綁在一塊兒，甚至還可以綁上……皇權。當然，那都是後事了。

    總而言之，李曜的各項改革，如同他的軍事作戰一樣，總是環環相扣，嚴絲合縫的。只要是走了第一步，接下來的第二步、第三步，也就會——也必須——堅定不移地走下去。</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