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師長范哈兒 第三百六十五節 對日處理研究

    第三百六十五節 對日處理研究

    此時亞洲戰事一場還在按照原計劃進行的最重要戰鬥，也就是中國戰區的徐州戰事了。

    老蔣雖然對於美國的軍援非常期待，但在開羅會議後，美英幾次放中國人鴿子後，卻是讓他很是無奈地認清了美英在二戰同盟作戰中的根本目的，就是想用最小的代價來利用中國人打日本人罷了。

    不過徐州戰事不僅僅對於美國來說具有重要意義，對於中國的戰略意義同樣非常重要。

    開戰至今半年，國民政府和老蔣的中央軍，已經先後調動了超過一百萬的兵力，沿着徐州一線發動上百次的攻擊，花費的錢財和物資，更是多的無法計數。同樣，日軍調集的兵力數目也極為龐大，僅僅是僕從偽軍就調集了不滿編的十個軍，日軍本國部隊也超過四個軍。

    僅僅從士兵人數上講，**一方佔據了明顯優勢，而裝備美械化的中央軍，即便面對精銳日軍，也並不吃虧，只不過兩國士兵的整體軍事素質上差距明顯，讓戰事無法一一的得出結果。

    事實上，徐州第二次戰事爆發後，國民政府的中央軍，即便已經經過了換裝整編，單獨對上日軍，也並不佔據優勢，相反，大多數情況下，都是中央軍利用優勢的兵力和武器，才勉強能和日軍打平，這才是新一輪徐州會戰持續這麼長時間的根本原因。

    只是因為現在中**隊在明面上略佔優勢，讓習慣打順風仗的僕從軍表現大減，在過去的幾個月中，就是因為偽軍幾次的犯錯，才讓徐州戰線的老蔣抓住機會，實現了幾次戰場突破，直接將徐州的戰線從徐州外圍，一下子打到了江蘇和山東交界的日軍最後一道工事防線上，一旦這條最後的工事被突破，華北的日軍可能只有選擇和**野戰，而到時候佔據着裝備和數量優勢的**，絕對可能更加容易發揮他的長處。

    日軍顯然知道這最後一條工事的重要性，雖然因為國民政府中央軍的武器和人數佔優，無奈一退再退，就算寺內毅幾次給華北方面軍出主意發動突襲反擊，還是根本無法將堅決作戰的**擊退，不過到了這最後一條工事後，就連東京的日軍大本營，都開始直接拍電報到華北方面軍，關注戰事的分時進展了，他們怎麼可能再退。

    到了1944年三月，日軍的一線聯隊指揮官本人，都已經在自己頭上綁起了染血白布帶，親自參戰誓死堅守陣地了。

    了解了日軍這樣的情況後，素質日人性格的老蔣，卻是選擇了不與他們硬碰硬，而是決定，徐州一線繼續維持現在的攻勢節奏，但讓太原的閻錫山和張學良楊虎城三人，立刻到徐州戰區司令部來面商機密事宜。

    戰事，即將進入另外一個角度。

    就在這個時侯，享受安逸後方的重慶，卻是人文氣氛濃厚，大量的學者、賢達、民主人士聚集重慶，參加由胡適博士倡議召開的新一次太平洋國際學會的新年度會議。

    與會的不僅有中國國內的各界知名人士、文人學者，還包括了歐美和印度、日本、暹羅等地的民間和官方學者代表。

    因為這一次國際會議召開前，胡適曾經親自飛到昆明拜訪范哈兒，希望會議能得到范哈兒的支持和保護，所以在范哈兒首肯後，國際會議確實召開的非常成功，所有與會人員的安全和自由，都得到了這位袍哥的保證。

    其中最讓人關注的，就是消失在社會之中近十年的日本**，因為范哈兒的安全承諾，而有大量黨內知名人士，再次出現在了公眾的視野中。

    日本**於1922年7月15日成立，同年12月加入第三國際。成立後為推翻**主義天皇制、廢除封建主義所有制、反對侵略戰爭、爭取人民民主等進行了英勇鬥爭，因此屢遭日本政府鎮壓和迫害，黨的全國性統一活動處於中斷狀態。

    日本**是在日本政府宣佈非法的情況下成立，1923年便被有關單位檢舉，而於1924年解體。1926年再成立，並且主張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的二階段革命，目標為「廢除絕對天皇制」與「實現國民主權」。1927年日共開始學習中國經驗，準備暴力overthrow天皇制和壟斷財閥的統治。但因共產國際的武斷干涉和日共自身的不成熟，再加上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在政府內部的膨脹，1920年代末開始工農運動數次被武裝鎮壓，像1928年「三?一五」、1929年的「四?一六」。日共組織被嚴重破壞，骨幹被捕，工農運動受到了極大挫折，革命形勢走向低谷。到1934年底，日共的活動基本停止，機關報《赤旗》被迫停刊，於1935年再度解體；直到1945年戰後才告合法化，並重建黨組織。

    日本**雖然解體，但黨內的很多領導者和知名人士，卻並沒有消失，他們散步於蘇聯和第三國際的各個加盟國家，奔走遊說，並沒有停止戰鬥的意思。其中很多人，還和中國的知名學者相交甚歡，這次胡適倡議召開重慶太平洋國際學會的國際會議，也就牽連之下邀請了他們。

    「中國太平洋國際學會」是「太平洋國際學會」在中國的分會，「太平洋國際學會」成立於1925年，英文名稱為institutepacific relations，日本稱之為「太平洋問題調查會」，但中文名稱則繁多。其宗旨是：「研究太平洋國際問題，努力國民外交，增進各民族間友誼及諒解。」會員多為學界中人，中國的余日章、胡適、顏惠慶、蔣夢麟都曾擔任過該會領導職務。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中國太平洋國際學會自覺承擔起了國民外交的任務，希冀通過國民間的對話和交流，緩和中日兩國間的緊張關係，因而一面主張政府對日忍讓，一面利用學會年會召開之際向國際社會表明自己的反侵略立場。

    1931年10月21日至11月4日，太平洋國際學會第四次年會在上海召開。會議召開之時，適值「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不久。中國太平洋國際學會對事變做出了「低調」反應，大會主席及中國代表團團長胡適在會議開幕詞中說，雖然中、日之間沒有正式公開的戰爭，但這兩個國家，確已處在戰爭的狀態中，全中國的人都被一種強烈的恥辱和怨恨的反感燃着了。不過胡適並未就此譴責日本，而是話鋒一轉，談起了太平洋學會的理念。他說：「我們在此，不是來哭，也不是來笑，只是來明白一切。我們在此，不是來教導，只是來互相交換意見。」反對在對日問題上「唱高調」，這是胡適的基本主張。胡適認為戰爭是一件大事，作為民眾領袖應盡一切可能去避免戰爭，否則就不能算他盡到了對國家的責任。而作為民眾則應冷靜地考慮替代戰爭的其它方法，單憑愛國主義是救不了國的。

    日本會員認為，日本在「滿洲」的軍事行動只是為了保證條約的權利，是一種「自衛」。它的外交官隨時準備與中國的外交官談判解決當前面臨的爭端及爭端背後的問題。中國會員表示不能接受日本的「防衛」理論，並指日軍在滿洲的行動是侵略。中方堅持通過國際聯盟簽約國的壓力，迫使日本從中國領土上撤軍。只有侵略軍完全撤走之後，才可能與日本進行談判。

    但是眾所周知，不管是這個太平洋國際學會，還是國民政府，此時都無法戰勝對手日本，所以學會的實際研究成果，不管怎麼樣處理都對事實與事無補。

    到了1935年華北事變爆發，日本滅亡全中國的野心暴露無遺。胡適也感到這一次已非兩年前的狀況可比了，對日本的態度也強硬起來，言論上也從「低調」轉為「高調」，主張不惜一切與日作戰。

    1936年8月15日至8月29日，太平洋國際學會第六次年會在美國玉斯美公園舉行，胡適第三次率團出席。儘管會前日本分會致函總會要求「不談國際近事，只求研究根本原因」，中日問題還是被列為中心問題。

    胡適在會上一改前兩次會議上對日本的溫和態度，就日本對華政策，猛烈加以抨擊。胡適指出，中國任何政府，凡力足以統一國家而增強國家之地位者，皆非日本所能容忍。日本以武力佔領東三省後，對於中國，即已釀成一種戰爭狀態，不但中國經濟復興運動為其所阻撓，即他國與中國合作事業，亦因而無法進行，其用意即為阻撓中國之民族復興。中國茲已抱定決心，誓必奮鬥到底，以維護本國之生存。

    日本代表芳澤謙吉極力否認日本阻撓中國統一和復興，並稱中國只有改變反日的態度，與日本合作，才有和平與安寧之可能。會上，日本代表還表示，中日之間的問題應由中日兩國政府來處理，所有其它的列強都應讓中日單獨解決問題並鼓勵雙方達成一種互利的協定。

    對此，中國代表表示，只要日本對中國還抱有領土野心，只要日本想從中國拿走他想拿的所有東西卻什麼也不給中國，中日之間就不可能合作。只有當中國人民都相信日本沒有這些企圖時，日方的行動才不會遇到抵抗。

    從主張忍讓到主張抵抗，這是中國太平洋國際學會在民族危機日趨嚴重的情況下的一種態度轉變。這種變化表明，隨着日本侵略的步步深入，中國知識界人士終於認識到，日本的目的是要把中國變為它的殖民地，只有全民族的抗戰，徹底消除這一危險，中國社會才能繼續向前發展。

    蘆溝橋事變爆發後，中國太平洋國際學會的工作重心轉向了爭取外援以打敗日本。由於英、美、蘇各國在中國全面抗戰的最初兩年間，都繼續對日本採取綏靖政策，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非常不利，扭轉這種不利局面就成了中國太平洋國際學會所致力的目標。

    1939年11月18日至12月2日，太平洋國際學會第七次年會在美國弗吉尼亞比奇舉行。其時中日之間的全面戰爭已持續了兩年多，歐洲的戰爭也已有三個月之久，中國的國際環境有所改善，此次會議主要就是討論中日衝突解決的可能性及方法。

    日本沒有代表出席，儘管受到戰爭的影響，中國還是派出了一個由十人組成的代表團參加了會議。會上，與會各國一致認為，日本的目標是要在政治上永遠控制中國，中日衝突的解決取決於三個方面：

    首先中國必須獨立、統一和強大，為此條約國家應該放棄治外法權，歸還租借地，撤走駐軍和軍艦。其次，日本必須有一個贊成在平等基礎上與中國合作，放棄帝國主義擴張的政府，同時這一政府還應實行改革以提高日本人民的福利。第三，西方列強應該全力合作以使這一問題得到解決。

    不過當時各國基本無暇顧及中國，歐洲戰爭爆發後，英、法已自顧不暇，美國則奉行「歐洲第一」的原則，對中日衝突繼續保持「中立」。以觀察員身份出席會議的美國國務院代表明確表示，試圖以制裁或類似的行動來遏制日本的想法是「荒謬的」，蘇聯為了自身的安全與德國達成「諒解」並表示與日本的關係也可調整。因此所謂各國合作解決中日衝突只不過是一句空話。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美、英捲入了對日戰爭，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徹底改變。次年12月4日至12月14日，太平洋國際學會第八次年會在加拿大魁北克的蒙特屈布蘭舉行，施肇基率中國代表團出席了會議。

    會上，有關中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及中國戰場在打敗日本的戰略中的重要性得以討論。中國會員在會上反覆表示，由於中國有經過幾年戰爭磨練的三百萬軍隊，能夠提供向日本心臟地區發起海陸空攻擊的基地，因此中國是反擊日本最好的戰場。當西方列強忙於處理歐洲事務，讓日本毫無牽制地在中國行動是非常危險的。除非日本受到其它方面的牽制，否則日本可以攻取中國的任何城市，包括重慶。因此盟國之間應該建立一種合作機制，特別是讓中國參加到制定戰略中來。

    宋子文曾於1942年10月10日在紐約的一次演講中提議成立一個由各盟國組成的高級委員會，以便盟國間在制定戰爭戰略上變得更為團結與合作，中國代表團團長施肇基在會上再次重申了中國的這一願望。此外學會還討論了對日實行政治戰、心理戰和經濟戰的必要性與可能性。比如說在中國東部設立電台轉換裝置以便對日廣播能夠有效地覆蓋日本本土；經濟上封鎖日本與中立國和其歐洲盟友之間的貿易；集中海空力量攻擊日本的交通、通訊和工業中心等等。

    這些建議，最後全都被美國和范哈兒等領導者接受，並且立刻付諸實施，在抗日鬥爭中，取得了較明顯的成績。

    也就是從這次會議開始，太平洋國際學會開始關心戰後太平洋地區安全與合作的問題。這一問題又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如何在擊潰日本之後使日本不再有發動侵略的可能與願望？二是應採取何種措施以維護戰後太平洋地區的永久和平？

    可以說，范哈兒對於太平洋國際學會的重視，也是從學會提出這兩個方面後才開始的。

    之前學會研究的中日衝突根源啦，到底是你錯還是我對啦，在范哈兒看來，這些都毫無意義，中日之間的對錯，范哈兒只會站在自己的立場來看，怎麼研究都沒用。但這些學者即將提出的怎麼對當代戰後日本，卻是范哈兒非常感興趣的。

    他有能力在戰場上通過幾次大戰怎麼打敗日本，但是想要讓中國長期打敗日本，卻不是他一個人就能辦到，需要一大群智謀人士的群策群力，需要制定一個長期精密的計劃，才有可能真正徹底的鎮服日本。

    而現在的這個太平國際學會，無疑擁有范哈兒需要的那種人才，而他們的研究成果，也很容易被范哈兒拿來參考。

    在這樣的情況下，范哈兒才特意大力支持，甚至在這一屆的重慶會議後期，還親自與會，發表了見解，並且提出了一些問題，要胡適等專家學者提供見解。

    會上，英國代表團團長闡述了英國在戰後對日處置問題上的立場。他表示，日本在戰敗後必須交還1930年以後通過侵略所取得的土地。同時為了防止日本重新走上軍國主義道路，日本戰後必須將其工業設備中的一部分交給它的鄰國，特別是中國。但日本仍將被允許進入世界市場，特別是輕工業市場，以維持其7300萬人的生活水平。顯然這對日本是非常寬大的，但卻損害了中國的利益。

    中國代表表示，戰後「滿洲」必須無條件歸還中國，任何國際性的政權都是不可以接受的。其次，台灣也必須歸還中國，不能有任何附加條件，如果盟國希望在台灣建立軍事基地，也應該在中國政府恢復對台灣的主權之後與中國協商解決。第三，朝鮮也應該完全獨立。不過這些主張都是對英國主張的一種臨時的回應，當時中國對戰後日本處置及太平洋地區安全問題上還沒有形成成熟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