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做事太過辛苦,徐平需要有足夠的同盟軍,與他一起分擔壓力,幫助新政的推行。把自己做的事情講清楚,把新政的效果實事求是地擺到每一個人的面前,便是出於這樣的目的。等到錢糧為綱成為朝廷考察官員的重要標準,大家會自覺地完成這種轉變。
聽了徐平的話,趙禎暗暗點頭。跟朝廷官員比起來,他這位做皇帝的倒是反應得足夠快。現在內藏庫的現錢全部都放入了京師銀行,只有金銀珠寶之類才在庫里存起來。印出來的錢是一定要花掉的,花不掉就放到銀行里,反正是不能放在自己手裏。手裏拿着多少現錢,就意味着要虧多少錢的利息,趙禎的賬算得清楚得很。其實別說是印出來的錢,就是鑄出來的銅錢趙禎都不在內庫存了。只要江山穩固,紙鈔就不會出現動盪,紙鈔不出現動盪,銅錢便就沒有用,只是小額的紙鈔而已。而等到江山都坐不住了,做皇帝的還要那些銅錢有什麼用?趙禎對這事情想得通透。
兩位宰相問完,趙禎道:「朕有一事不明,三司務必解惑。按剛才所說,三司今年花的錢比往都多,怎麼來的《會計錄》裏已經寫得明白,不需多言。不過,三司的錢終究是來自地方,怎麼從地方收上來的錢多了,反而地方上有了更多的羨餘?此事道理上不通,不要是地方官員對百姓刻剝務斂,得來的錢吧?審計司要查,要有個說法。」
徐平起身捧笏道:「審計司查總是要查的,不過地方上羨餘多了倒是可以解釋。一是三司鋪子和銀行開到了天下大部分州軍,做工的經商的多了,稅自然也多了。雖然道理上說商稅都要解往三司,但實際上,總還是按比例留一些在地方。這是歷年常例,以備本路水旱不常,出現災情,漕司可以在本路從容調撥。當然,地方上多出來的錢最大的來源,還是在銀行身上。銀行開到哪裏,哪裏的錢糧便應當比往年輕鬆許多。」
趙禎對這一點很感興趣,對徐平道:「這是個什麼道理?你詳細說一說?」
「陛下,朝廷從百姓身上,不管是京城還是地方,每收上來一文錢,都要花一定的本錢出去。朝廷收稅賦,是要花本錢的,絕不是賬籍一勾錢就收上來了。收一戶的稅,要有差役催繳,要放到庫里,要有人點算,要有人運送,諸般種種,不一而足。千萬不要小看了這收稅賦的本錢,臣曾經算過,以往的年份,每從民間收上一文錢來,以開封府論,就要花三文的本錢,收的錢越細碎,這本錢越高。而到了外路州軍,京東京西路,一文稅的本錢則不下於五文,荊湖、福建、川峽四路則到十文,到了二廣那樣的偏遠州軍,則就要二十文開外。往年這收稅賦的本錢,都是由地方負擔的,所以嶺南二廣以及沿邊三路,都儘量讓他們不要解錢到京師來,只是用在地方養軍。萬不得己,也換成金銀輕貨起解。」
其實豈止是收稅,政權維持統治都是要花錢的。所以才有對偏遠的地方,不但不收他們的稅,寧可由中央朝廷補貼。補貼的是統治成本,看起來虧了,實際上從整個社會效果來說,僅僅是經濟利益上,中央朝廷也是賺的。這一點大家心知肚明,假裝不知道罷了。
這個年代的收稅成本非常高,包括收稅的成本和運輸銅錢的成本。以占的比例最小的現金運輸成本為例,從襄陽郡一帶沿水路運銅錢到京城,運一千貫錢的運費就大約是一千五百貫。三司收到他們的錢,還要額外搭五百貫進去,實際上是虧本的。這銅錢還不能不運,不然天下銅錢分佈嚴重不均,造成的後果比這虧五百貫還嚴重。
所以地方上一些細碎小額的稅,為了壓縮成本,會以一定的數額讓攬頭撲買。攬頭由官府授權收稅,比定額多了便就是自己的利潤,比定額少了自己補上。這不是包稅制,而只是一種靈活的收稅形式,實際上徐平前世在某些年代也曾經在農村地區的集市廣泛施行過。沒有辦法,這些稅的收稅成本太高了,官方又需要這筆錢,只能這樣做。
收稅的成本是由地方負擔的,所以只看收了多少稅並不能反映民間的稅負負擔,還要看為了收這些稅花了多少成本。不過這個問題太複雜,而且也敏感,以前大家只是裝作不知道罷了。三司財政寬鬆了之後,徐平首先就是免掉了那些細碎的稅收。
大額稅收的成本相對來說低得多,再配合公司制度,收稅成本一下子劇降。而最重要的是銀行系統,一些固定稅收地方上要求自己主動交到銀行去,官府的精力在查那些偷稅漏稅上。銀行不再需要把銅錢運到京城,再從京城運到地方這個程序,資金流動的成本也降了下來。這些措施綜合下來,現在三司從全國收稅的成本只有以前的幾分之一。
把這些問題剖析清楚,徐平對趙禎道:「陛下,為何三司收上來的錢多了,地方上的羨餘也多了?說破了其實很簡單,現在收稅比以前便宜了。以前天下收上來五千萬貫錢,實際上地方可能花了四五億貫。而現在收上來一億貫,地方可能只花兩億貫。若是再算上這些年新開的工場、商鋪增加的稅收,加上三司屬下的蔗糖務、營田務、銀行和各種公司賺來的錢,則地方負擔實際上比前大規模地減輕了。以前天下州縣出五億貫的稅賦覺得緊巴巴的,現在則只出一兩億貫,自然就寬鬆許多了。而且還不只是如此,其實花錢也一樣是要本錢的,這兩年三司花錢的本錢也一樣降下來了。銀行的好處,便就是如此。對於朝廷來說,實際上賺的利息之類都是小頭,對天下最大的好處,是把不需要花的錢省下來了。」
商品生產和交易有成本,資金同樣有成本,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也是一樣有成本。成本在總的數額中占的比例不大自然可以忽略,但這個年代不行,因為官方從民間收上來的錢中成本才是大頭。看社會百姓的負擔,不能光看中央朝廷收了多少錢,花了多少錢,還要把這些收支的成本算進去,不然可能就與事實天差地遠。
歷朝歷代的苛捐雜稅,其實真正落到中央朝廷手裏的才有幾個錢?大多數都花在收稅的成本上了。越是正稅之外的苛捐雜稅,成本越高,這才是刻剝征斂對民間最大的危害。
現在民間對徐平所推行的新政所能感受到的最大好處,不是減了多少稅,不是每年多賺了多少錢,而是同樣交那些錢,負擔卻只有原來的幾分之一。只看賺錢,有多少生意能有本錢幾倍的利潤?但從降低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成本的角度看,銀行系統建立起來,卻就可以達到這種效果。至於收到的利息和對商品經濟的支持和推動作,那是後勁。最立竿見影的,首先是民間的稅收負擔在不加稅不減稅的情況下,大幅度的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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