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曹致順到洛陽的時候,終於等來了韓琦的奏章。韓琦上奏,因為在元昊佔據瓜沙二州之前,曹致順舍中原而事契丹,歸義軍人心已不屬曹家,而思張家。
對歸義軍政權的處理由此定下,曹致順封譙郡開國公,從此居於京城。讓韓琦配合朝廷派去的官員,查訪張承奉之後,選賢者立為西平王,於沙州開府,教化肅州以西之民。
三月十三,選官員安撫西北各路。
包拯為甘肅路體量安撫使,除到西北安撫地方,要與韓琦一起尋張承奉的後人。只要有賢德,得地方人心,不計以前如何身份,立為西平王,數月之後與包拯一起進京面君。
第二天包拯陛辭之後,到政事堂來辭別各位宰相。
晏殊和章得象吩咐過後,徐平對包拯道:「此去甘肅路,除安撫百姓人心,最重要的是選合適的張家後人。茲事體大,切不可掉以輕心。」
包拯行禮:「依朝廷之令,尋得張家後人,不論是何身份,一律立為西平王。下官有一事不明,如果張家後人此時操持賤業,甚或為奴為仆,也要立為王嗎?」
徐平道:「不錯,不管現在什麼身份,都立為王。這是他祖先的功德,後人承之。張家在沙州興歸義軍,於遍地腥膻中,拔起於群番環伺之中,重立唐制度,不絕漢祀。數百年後,西北依然有漢地,有漢之民,從漢之俗,張家功不可沒。此是天下之公義,非一人之恩德,你一定謹慎行事。如果真地為人奴僕,記得朝廷給價贖之,這是示民以公。」
徐平並不知道西北還有沒有奴隸制度,這是包拯和韓琦要查訪處理的事情。但是如果張家後人做了別人的奴僕,那是他們以前的制度,應當尊重。立西平王,也要先把贖身的錢給付了。後邊廢奴,是後邊廢奴的話。
不尊重前人,對歷史以今論古,認為所有的古人都是非蠢即壞,必將自食惡果。今人終有一天也將會成為古人,後人翻看歷史,發現有的地方做的反不如古人,再看見這種大言不慚的言論,如何看一個時代就可想而知了。
政策沒有當然之理,沒有天然的正確,必然有其局限性。不合於時,不合於地,那就去改。但不能因為你改了,自己就比被改的人正確,只是時代變了而已。借着批古人,批反對者,佔領道德制高點,來顯示自己的正確,一文不值。
制度和政策的合法性,來自於人民,來自於人民認同不認同。你放一個歷史規律在那裏做天條也沒有用,不承認有天命,不承認有神存在,歷史規律也是虛的。
徐平對自己所有要改革的制度和政策,一定要查清楚當時為什麼要這樣做,是為了解決什麼樣的問題。到了現在不合時宜了,是哪些條件變了,出現了什麼新的問題,要怎麼改去解決新的問題。都理清楚了,才去試新的政策合適不合適。
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後人總不能連這點心胸都沒有。
徐平對包拯道:「此去沙州,如果張家只有一個後人,自然就一切休提,朝廷立為王便是。賢德或有不足,朝廷敦促,時時監察,教其後人,以候其後人正位。」
包拯道:「若是後人還有數家呢?」
「那便要仔細體察人心,選一個最合適的人出來。那裏是佛國,與中原人情不同,萬不可以你們之意,代當地之民心。要查當地民情,來定人之賢否。以當地人情民心推之於後時,看這人能不能得人心。不要數年之後讓當地人嘆息,當時朝廷不定某,而封某為王必然好於此時。以後那一帶地方,政事治理自有朝廷,凝聚人心歸於西平王,謹慎!」
包拯是個聰明人,在這些事情上,比歐陽修這些人豁達得多。徐平說得這麼細,他當然明白是個什麼意思,自己到了那裏該怎麼做。
說到底,立這個西平王,紀念歸義軍的奮鬥是其次的,得當地人心是主要目的。滅了党項,中原王朝再次入主那一帶,初期自然萬民擁護。但是時過境遷,中原王朝的治理必然與以前不同,有得利的,必然也有利益受損的。
民心先起自民欲,從民欲自然就得民心。但是沒有到大同,天下百姓不可能想什麼有什麼,總有滿足不了的**。政權只能有所取捨,最大程度的讓民心歸附。這就是對治下百姓示之以公,臨以大義的意義所在。公和義,就是讓人民認同的最大公約數。
立平西王,就是朝廷向西北之民示公義,從他們所欲。如若不然,從剛始到達的萬民擁護,很快就會變成當地百姓諸般不適應,離心離德。明朝驅逐蒙古而有天下,所以說歷史上得國之正,無過於明太祖。但明太祖登基,迷信天命,轉過頭去放下以前的大義,而去承認元朝的天命。再以明代元為天命所屬而建立政權合法性,這假的天命撐不起明朝。
漢朝的天命不是完全的君權天授,在那之前,天聽即民聽,天視即民視,天心即人心的理論框架已經具備。那個天命,只是以天查民心,來獲得認同感,民心才是根本。
神授和天授之後,政權的合法性必然來自於人民,所謂繼承前朝法統,根本不會獲得人民認同。徐平前世,新中國的立國之基是一切來自於人民,這才是真正的立國之本。讓清帝退位而掌權的北洋民國,那個法統就是個笑話,接那個法統的都是笑話。
人從獨居到群聚,必然是有了交集,才有了集體的認同感。一方面性情和**來自於自己,另一方面來自於那個集體。政權要維持集體的認同感,應該要儘量不干涉私人的那一部分,而加強集體的那一部分,這就是政權的公和義。
不承認人性的兩面性,認為人性是一元的,一切思想和行為都是社會性的反應,這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大集體,只是人一元社會性認識在制度和文化上最基本的反應。不符合於人的社會性的思想和行為,都是來自資本義腐蝕,是資本主義尾巴,應該教育、改造。社會主義的很多運動都根源於此,制度和運動不是憑空來的。
認為人性是自私自利的,不承認或者弱化人性中的社會性,就是資本主義。自由等等很多思想,選舉、議會等等很多制度,都是來自於這些政權對人性的認識。
不管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走向近代化,政治上最根本的,就是政權的合法性不再是來自於神,也不是來自於天,而是來自於人民。政治文明的現代化,這是最基本的判別標準,具體的政治制度只是保證這個合法性的。
選舉制,必然要加以約束,約束的目的是取他們那個時代、那個群體的公和義。不加約束的完全普選制,必然會讓私慾排斥公和義,成為按人群、按利益排排坐、分果果。這樣的政權無法長久,也不會有牢固的合法性,只是一盤捏在一起的散沙。
徐平現在把這種思想推行到政治制度和具體政策當中,略微有些超前。歷史上是歐陽修這一批人發展起來,把韓愈和柳宗元的思想深化,才初步完善的。他們當然不說這是政權的合法性,而是查治亂,究民心、辨性情,看政權的權正不正,皇帝和官員當位不當位。
以為大軍過去,派出官員,誰不服就打誰的板子,再不服砍他的腦袋,就能夠建立起牢固的統治,實在是想多了。漫長的人類文明史,還沒有強盜集團能建立長久穩固統治的。
徐平斬了元昊,滅了党項,佔領那些地方,只是第一步。只有在後面的治理中,得當地人心,形成對宋朝的國家認同,才算是大功告成。
在這之前,立西平王爭取當地人心,是不可缺失的過渡。沙州穩固,還可以憑此作為號召,向西域開拓。宋朝已經沒有大漢的昭昭天命了,再建天命也不合時宜,是讓歷史走回頭路,徐平只好採取這種迂迴的辦法。
長時間的天下太平,國泰民安,朝廷的治理得到人民的認同,歸屬感增強,西平王凝聚人心的作用也就越來越弱。人民自然而然會向中原文化看齊,會主動改變風俗習慣,這就是教化的過程。教化是人民主動進行的,被動去做,事倍功半,還可能一敗塗地。
民為國本,在這個年代不是什麼驚世駭俗的說法,實際上已經慢慢成為共識。徐平向包拯詳細地解釋為什麼要選張家的人,為什麼要立西平王,讓他有清醒的認識。
對事情認識不清,認為選個人來做王只是騙當地百姓的手段,是不能夠做好這件事情的。政權有扮有演,但不能夠欺騙,一有欺騙,人心也就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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