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問題的癥結在於杜邦公司,楊銳第一時間感受到的是震驚、畏難和恐懼。
去年收入4萬美元的楊銳,和去年收入超過4億美元的杜邦公司根本不在一個數量級上。作為一家從工礦轉型到化學,從化學延伸到生物領域的巨無霸,杜邦旗下光是科學家就有多人。
這是一家自己就雇得起第一階的學者,玩得起頂級實驗室的公司。
而且,杜邦公司背後還有杜邦財團,那是全美排名前十的大財團,威力無窮,能夠影響美國政治生態。
不過,楊銳很快還是冷靜了下來,最起碼,他強行抑制了自己的負面情緒。
就像是每一名坐在高考考場上的學生,若說畏難,每個人都有無數的理由來畏難——考不好怎麼辦這樣的問題,問一百個人,有一百個人至少想過三遍以上。
然而,畏難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楊銳強迫自己,先從好的角度想問題。
最好的理由,很快出現在楊銳眼前:當年的西斯特公司贏了杜邦的官司!
甚至可以說是輕易解決了官司。
關於西斯特和杜邦的關係,由於是著名案例,不少科技史里都曾涉及,楊銳從腦海中翻出它們,貪婪的閱讀,以免自己去胡思亂想。
西斯特公司推出pr儀不到一年時間,杜邦公司就將西斯特告上了法庭,不像是很多漫長的專利官司那樣,三藩市地方法院只用了半年時間,就將這個案子審理結束,西斯特公司大獲全勝。
這說明,西斯特公司贏的堪稱輕鬆!
而贏了官司的西斯特公司,他們掌握的專利壁壘並不比楊銳現在的厚實,事實上,他們能夠依靠的就是兩個主要專利,他們在耐熱聚合酶方面的專利甚至還有漏洞,以至於日後再次引起訴訟……
但不管怎麼說,西斯特公司能贏,說明楊銳也有可能贏。
當然,西斯特公司也是一家資楸過億美元的上市公司,它還是一家美國公司,並在科學界掀起了不小的聲浪——這家隨着里根政策而崛起的生物公司,得到了許多生物界人士的同情,而巨無霸的杜邦公司在公眾眼裏從來都是邪惡的。
楊銳一邊思考,一邊在隨身的筆記本上寫寫畫畫。
首先是要籌集律師費,有足夠的律師費,就有可能在法庭上堂堂正正的打贏杜邦,杜邦的籌碼有限,他們能夠拿出來的,不過是幾篇年代的論文,完全不符合學術界對專利權的認定,因此,只要能堂堂正正的打官司,又有律師費,楊銳贏面很大。
想到此處,楊銳在筆記本上,寫下了「籌錢」和「堂堂正正」兩個詞。
追求「堂堂正正」的打官司,可能並不能堂堂正正的追求得來,楊銳將此放在後面,眼睛還是盯着籌錢兩個字看。
沒有錢,是打不起官司的。
與加尼卡公司的交鋒,讓楊銳深切的感受到了美國社會的公平的價格。
本傑明是最能體現美國公平的律師,他不是最好的律師,但他在美國頂級律師行列,請到本傑明這樣的律師,就意味着公平的天平不會向另一方面傾斜,大家都處於同一水平線上,然後依靠證據來說話。
為了讓天平不歪的價格,是每小時美元。
一個和解官司,本傑明與他的團隊的計費時長超過了4小時,加上其他費用,最終收費超過萬美元,從和解金里拿走了三分之一還多,這還算是沒上法庭的價格。
而為了看天平歪不歪,楊銳還需要自己的公司律師和參與了專利註冊的香港律師岳庭,這兩坨人的價格合起來,大約是每小時美元。
同樣在這個和解官司里,他們又要分走將近三分之一的錢。
最終,楊銳自己落手的和解金還不到三分之一,甚至沒有公司律師和香港專利律師們拿的多。
這還算是訴訟勝利了h而且是快速勝利了。
要是進入庭審,本傑明每場的收費是4萬美元,一分鐘的庭審也是四萬美元,這就是為什麼美國窮人請的免費律師總是強迫他們認罪,因為免費律師不願意上庭,準備太繁,變數太多。
作為標杆,年的辛普森殺妻案,耗時九個月,產生了萬多頁的庭審記錄,而辛普森的夢幻團隊,收費多萬美元。
這就是堂堂正正的訴訟的價格。
楊銳估計,最起碼需要萬美元,才能支持自己與杜邦的官司,萬美元則會安全的多。
正好是捷利康欠下自己的分紅費。
「杜邦算的真准。」楊銳吁了口氣,又在筆記本上寫上「成果鑑定」四個字。
打官司也不是全拼錢的,他多準備一點證據資料,就能多一點的把握。
西斯特公司與杜邦的官司,最後打成了學術官司,在學術界,這是有名的案例,律師固然重要,但律師和法官,最終還得聽專家證人的,專家證人都是諾貝爾獎獲得者,在學術問題上,自然只有學者們互拼的份,沒有律師們反詰的資格。
4年的中國,學術水平堪憂,但也不是沒有亮點的,楊銳取代西斯特以後,這就變成了國際官司,國內有沒有後盾,想來還是有些區別的。
楊銳按捺住心情,重新看了一遍自己的筆記本,然後打電話買了去平江的機票,準備從平江轉車回家。
在北京就算能找到錢,找到的也是人民幣,美元還是要想辦法從輔酶q的工廠找補。
打完電話,楊銳返回學校,找到劉院長申請提前考試——這自然只是過場,劉院長大筆一揮,道:「你今年期末面試通過了。」
楊銳多問一句:「符合政策嗎?」
「怎麼不符合,你的學術成績在美國都得到了承認,更別說今年還在頂級期刊上發表了論文,這樣的學生還要強制參加期末考試,我們難道都是老古板嗎?」劉院長說着自個兒樂起來了。
楊銳實在沒有心情聊天打屁,感謝了劉院長以後,再去找蔡院士修改去各地拜訪的時間,他想集中在一周的時間裏,儘可能快的拜訪各地的委員,騰出時間來回家。
至於回家的理由,楊銳未作解釋,蔡院士也沒有多問。在他看來,楊銳的成果通過鑑定是理所當然的,這樣的一個過場,還要不停的送禮,本來就有些為難年輕人。
因此,蔡院士用鉛筆在牆上的地圖上畫了個圈,即道:「現在京城有四名教授是成果評定委員會的委員,咱們爭取用兩天的時間全部拜訪了,如果人家有事不在,那就等咱們拜訪其他人的路上,再抽空拜訪,反正,現在坐飛機經常要從北京轉機的。」
楊銳點頭。
「上海有兩名教授,再加上南京的一位,這裏一共是三位,我們優先拜訪,剩下四名教授散在天南海北,實在來不及的話,就聽天由命吧。」蔡院士畫的幾個圈很有理科的嚴謹,北京的圈最大,上海的其次,剩下的小圈多在東南,很能體現中國的學術圈分佈。
這還是國家計劃的年代,等到高校流動徹底放開以後,馬太效應會讓北京以外的地方高校,尤其是坐落在特大城市以外的高校在學術方面黯然失色。連中科大都熬不下去,其他高校就更不用說了。
蔡教授將圈子畫出來,並不耽擱時間,他帶着楊銳,楊銳帶着禮物,先是重新拜訪了前些天開了小會的北大教授,並與各個教授約定了拜訪其他教授的時間。
一條無形的線,將楊銳與蔡教授,蔡教授與教授們,教授們與教授群穿了起來。
所謂科班出身的學者們,就用這樣密不透風的蛛網,將象牙塔越抬越高,直到普通人夠不到的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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