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之孫吳 第1385章 曹魏武帝（五）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操親率大軍從漢中撤往長安。

    劉備大將關羽趁着襄、樊兵力空虛之際，從荊州向他的東南防線襄、樊一帶發動了進攻。

    曹操聞知，立刻派大將于禁率兵往救樊城。

    八月，漢水流域因為天降暴雨而發生了「漢水溢流，害民人」的自然災害。

    關羽趁機乘大船進攻，擒于禁，斬龐德，乘勢進軍，將樊城圍住。

    彼時，樊城曹軍只有數千人，城池被水淹沒，水面離城樓僅有數尺。

    曹仁率軍死守，曹操又派徐晃領兵去救樊城。

    九月，相國西曹掾魏諷謀襲鄴城，事泄被殺，相國鍾繇也受牽連被免官。

    十月，曹操從關中趕到洛陽，親自指揮救援樊城。

    孫權因關羽處其上游，不願意讓關羽勢力發展，且他早有攻取荊州之心。

    於是，聯結曹操，準備以大將呂蒙偷襲荊州要地江陵。

    曹操接到書信後，將這一消息通知曹仁，命他繼續堅守。

    自己進至摩陂，臨近指揮，又派兵十二營增援徐晃，命他反擊關羽。

    經過惡戰，關羽敗走。

    不久，呂蒙偷襲江陵得手。

    關羽撤往益州，途中為孫權軍擒殺，孫權將關羽的首級送到洛陽。

    至此，襄樊戰役結束。

    曹操在孫權擒殺關羽、取得荊州後，表孫權為驃騎將軍、荊州牧。

    孫權遣使入貢，向曹操稱臣，並勸曹操取代漢朝自稱大魏皇帝。

    曹操將孫權來書遍示內外群臣，說：「這個小兒想把我放在爐火上烤嘛！」

    曹操手下群臣乘機向曹操勸進。

    曹操說：「如果天命在我，我做周文王足矣。」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還軍洛陽。

    同月庚子日（3月15日），病逝在洛陽，終年六十六歲，諡號為武王。

    他臨死前留下《遺令》，根據曹操的遺囑，他於二月丁卯日（4月11日）被安葬於鄴城西郊的高陵。

    曹操死後，其子曹丕襲封丞相、魏王官爵。

    黃初元年十月辛未日（220年12月11日），曹丕逼迫漢獻帝讓位，改漢為魏。

    於同年十一月癸酉日（12月13日），追尊曹操為武皇帝，廟號太祖。

    ………

    曹操的思想受儒家影響，崇尚仁義禮讓，並試圖以仁義、道德、禮讓教民和行政，即「治定禮為首」。

    另一方面，他在治國上強調以法治國。

    在當世戰亂之下，要撥亂反正，只能採用刑法之治。

    曹操主張執法如山，強調法不阿貴。

    他說，法令「設而不犯，犯而必誅」，要求嚴格法令規章，賞罰分明，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

    曹操重視執法者的人選和執法者以身作則的作用，認為這是貫徹法令、實行法治的保證。

    為此，他起用王修、司馬芝、楊沛、呂虔、滿寵、賈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強，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處於亂世之中的曹操既強調刑法，也沒有忘記禮教之用，他始終尚禮重法，兩手俱用，並在禮法並舉、兩手俱用中表現出了特有的譎詐之能。

    在人事管理上，曹操主張唯才是舉，這是曹操政治思想獨具特色的地方。

    在漢末選官偏重門第、不問才德的情況下，他主張突破門閥界限，實行唯才是舉。

    他認為——天地間，人為貴，要建功立業，只有靠人的智慧和才能，「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他重視人的才能，鄙視德行禮教，認為遵守封建禮教的人不一定有開創事業的能力，有開創事業能力的人未必肯遵守禮教，所謂「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

    故而力主起用那些果敢英勇臨陣力戰之士，出身地位低微但有高才異質的人和「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才。

    並且明令要求下屬「各舉所知，勿有所遺」，不拘一格選官用人。

    曹操用崔琰、毛玠掌管選舉，他們任用「清正之士」，「務以儉率人」，使得天下士人「莫不以廉節自勵」，即使是權貴寵臣，「輿服不敢過度」。

    以上變化，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社會風氣的轉變。

    曹操的政治思想符合時代的需求，在統一、平定北方的事業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他主張的法治和唯才是舉是對於漢代德化、孝治四百年傳統的對抗和否定，在政治思想界引發討論，對於後世人事管理思想的影響頗為深遠。

    曹操鑽研兵法，有高深的軍事理論，曾熟讀孫武、吳起等前代軍事家的着作，自着兵書十餘萬言（即《孟德新書》）。

    「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又集錄諸家兵法，寫成《兵書接要》一書，結合自己的戰爭經驗加以論述。

    他撰寫的《孫子略解》，開創整理注釋《孫子兵法》十三篇的先河。

    其着述大都亡佚，從其《孫子注》和存世的軍事文書以及《三國志》等史書中，可窺見其軍事思想。

    小主，這個章節後面還有哦，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後面更精彩！

    曹操認識到——軍事鬥爭離不開政治形勢的配合，要有足夠的武裝力量，才能拯救社會。

    不能像春秋時吳國夫差那樣只憑武力，不注重政治；

    也不可似周朝諸侯徐偃王那樣，以仁義代替用兵。

    他強調「兵以義動」，「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

    為贏得戰爭中的政治主動權，他挾天子以令諸侯；

    為爭取人心，佔領河北後免難民租賦，又發佈抑豪強兼併令，以使「百姓親附，甲兵強盛」。

    謀士郭嘉頌揚他「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

    曹操認為經濟的好壞，關係着戰爭的成敗。

    軍隊無輜重、糧食、委積，「亡之道也」，因而吸取「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的經驗，大興屯田，達到了足食強兵的目的。

    在治軍思想上，曹操拋棄儒家以禮治軍的原則，認為「禮不可治兵」，強調「吾在軍中持法是也」，注重以法治軍。

    他針對漢末為政失之於寬的狀況，「糾之以猛」，以使「上下知制」「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

    他「攬申、商之法術」，制定管理、訓練等軍事法規，如《軍令》《步戰令》《船戰令》《論吏士行能令》《敗軍抵罪令》等，以維護軍隊的統一指揮，強化軍隊的戰鬥力。

    為保證法規的實行，曹操主張嚴明賞罰，按法賞有功、治有罪。

    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

    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

    告誡諸將「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

    強調「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並「親巡將士，明勸賞罰」，在公開場合，自己也不置之法外。

    為貫徹以法治軍的思想，曹操特別注意軍中司法官吏的選拔，認為「夫刑，百姓之命也。

    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

    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

    曹操選將用人，主張破格求實。

    他拔于禁、樂進於行陣之間；

    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

    他們後皆戰功卓着，成為名將。

    還能夠根據將領特點，用其所長。

    如，許褚、典韋壯武有力，忠誠奉法，曹操就讓他們戰則為軍鋒，息則統親兵。

    臧霸有恩信於東土，曹操將青、徐二州託付於他，從而得以專心對付袁紹。

    文聘本是劉表帳下大將，在江漢一帶頗有威恩，曹操任其為江夏太守，委以邊事，使御孫權。

    對有過失的「賢」才，曹操往往任用如初。

    他還注意集眾人之智指導戰爭，在兗州、官渡、鄴城、當陽、渭南、襄樊等重大戰事中，均聽取和採納將士的意見。

    為盡其才，他倡導廣開言路之風，征柳城烏桓得勝回師，還重賞曾勸阻他出征的人。

    在謀略思想上，曹操認為：「欲攻敵，必先謀。」

    重視謀略是曹操軍事思想的重要內容，也是他事業成功的重要保證，所以他能夠「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

    曹操認為用兵「不可以禱祀而求，亦不可以事類而求」，顯示出其軍事思想中求實、尚變的兩大特點。

    他推崇《孫子》，但要求諸將按他結合當時社會實際和實戰經驗編撰的《孟德新書》指揮作戰。

    視善變為用兵核心，其行軍用師，被譽為「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如神」。

    強調「兵無常形」「兵無常勢」「兵之變化，固非一道」，只有靈活用兵，「以詭詐為道」，才能以變制勝。

    還說「若以險固為資，則不能應機而變化也」。

    他認為，詭詐的前提是知彼知己，只有在掌握了對方的兵力部署、戰將強弱、地形險易、後勤保障等情況的前提下，進行全面綜合的研究，才能制定出「因敵變化」「盈縮隨敵」的策略。

    他尤重視奇正、虛實變化，要求以「至實擊至虛」，他的戰爭實踐也體現出這一點。

    如對孫、劉集團作戰，或東攻西守，或東守西攻，皆依實際情況，將優勢兵力集中於一方，形成「至實」態勢。

    同時，常以分散、分化敵軍的策略，致其「至虛」，從而各個擊破。

    曹操的軍事思想深受歷代兵家和學者稱道，其《孫子注》對後世兵學有深遠影響。

    但有時，他強調刑罰過度，並且也有袒護失察之處，這是其思想的局限性。

    漢魏之間，社會生產遭受嚴重破壞，出現大饑荒。

    這一時期，糧食供應成為各軍事集團最大的問題，因軍糧不足而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

    曹操在北方屯田，興修水利，解決了軍糧缺乏的問題，對農業生產恢復有一定作用。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採納棗祗等人的建議，利用攻破黃巾所繳獲的物資，在許下募民屯田，當年即大見成效，得谷百萬斛。

    於是，曹操命令在各州郡設置田官，興辦屯田。

    屯田以國家投資的方式保證再生產，工作效率高於普通的自耕農。

    本小章還未完，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後面精彩內容！

    因此，短時間內就使地方「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

    屯田有效地解決了曹操集團的糧食問題，所以曹操自述道：「後遂因此大田，豐足國用，摧滅群逆，克定天下。」

    在興置屯田的同時，曹操採取各種措施，扶植自耕農經濟。

    針對當時人口流失，田地荒蕪的情況，曹操先後採取招懷流民、遷徙人口、勸課農桑、興修水利、檢括戶籍等辦法，充實編戶，恢復農業生產。

    此外，曹操還陸續頒佈法令，始創戶調製，防止豪強兼併小農。

    建安五年（200年），曹操頒佈新的徵收制度。

    到建安九年（204年），又明確：「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

    曹操前後實行的這一系列措施，使瀕於崩潰的自耕農經濟不斷得到了恢復和發展，這成為曹操集團的雄厚經濟基礎。

    曹操在世時，還大力興修水利設施。

    如他舉薦的揚州刺史劉馥，修復、建設芍陂、茹陂、七門、吳塘等土壩，蓄水灌溉稻田，使得「官民有畜」。

    以身作則，提倡廉潔在開源的同時，曹操也非常注意節流，並以身作則，提倡廉潔。

    史書中稱曹操「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後宮的衣服、鞋子不事華麗，帷帳屏風落滿補丁，床榻被褥「敗絮其中」。

    在曹操的大力糾正下，東漢以來的奢華之風為之一扭，天下的人都以廉潔勤儉自律。

    即使是高官顯貴也不敢過度鋪張，甚至出現了有人故意穿破舊衣服取悅曹操的咄咄怪事。

    建安十四年（209年），曹操反過來不得不下令來糾正這一奇怪的不正之風。

    曹操的遺囑，也體現了自己的一貫儉樸的風格：「天下尚未安定，還不是遵守古禮的時候。安葬完畢，所有人都除服。那些率軍屯戍在外的，一律不得離開屯所。有司各率其職。以時服下葬，不要在幕中貯藏金玉珍寶。」

    喜歡血之孫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