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東漢，開局公孫度第37章枷鎖

為什麼天下明明饑荒連連，還會生產過剩？

原因很簡單，那批正在挨餓受凍的人，是被主流經濟活動——莊園經濟排斥在外的一群人，在手工業不發達的東漢，他們無法參與到社會生產和交易中，也就無法以自己的勞動交易到果腹的糧食。

他們成了後世某些狠心的專家所講的那種：社會進步的代價！

早在白馬時，那個叫做老黃的農夫就提醒了公孫度，黃巾之前的那些中原豪強，根本沒有多養奴僕的意願。

這裏面涉及一個莊園經濟的賬目，豪強要想維持一個莊園，需要大塊田畝，方便規劃種植，要實現這一點的隱性投入先不談，就說最低成本：

中等土地500畝計15000錢，2牛計10000錢，耬車計2000錢。

合計27000錢的投入，直接就提高了這世上九成九的農夫向豪強轉變的門檻。

有了巨量前期投入之後的莊園主，一個奴僕的生產效率遠遠高於幾個小農，也就是說，隨着豪強的兼併土地，必定會產生一批無處容身的失地小農！

與後世公孫度所被灌輸的中國古代是小農經濟不同，此時的公孫度從自己本體的記憶以及這些日子的觀察得出結論，東漢社會經濟主體就是莊園經濟，而非小農經濟。

小農經濟的產生，是要經過農業技術的不斷進步，鐵製品價格的逐漸下降，以及小農的法寶：精耕細作的誕生之後，才有技術和經濟上的可能性。

當今天下，自耕農的產量是不能與後世的那些精耕細作田畝產量相比較的，也就是老黃所提到的，中原此時無佃農的經濟原因：

佃農交的租子比不上豪強收回土地用奴僕耕種的收益。

本着賺得少了就是虧錢的經濟原理，豪強是不會敞開大門收納過多奴僕，也不會坐地收租的。

畢竟，農業生產過剩的同時，勞動力也過剩，奴僕隨時都能補充。

「老黃他們，或許就會在某一天因為年老，被主家視為負資產，而慘遭拋棄吧？」公孫度想到此處，禁不住想起那群在樹下扯皮的農夫。

莊園經濟下，投入大，成本高，收益也高，減去豪強自己與奴僕的消耗，剩下的全部都是利潤，而他們則用這些過剩的糧食與大商人進行商品交易，同樣的，對商人來說，集中且有大量糧食的豪強，和散亂分佈且糧食不多的小農二者比較，肯定是與豪強的交易成本要低得多。

所以說，小農一直罵商人惡意壓價，其實也冤枉了大部分商人，因為人家商人是將成本扣除後向小農出價的，小農的成本高，收糧價格就低，豪強的成本低，收糧價格就高。

東漢全國滿是大商人、大豪強，正是得益於莊園經濟的催生。

小農被兩頭剝削，堅持不了多久就會賣地賣身。

公孫度揉揉眉心，他簡直不能想像，在整個東漢時期都是在這種經濟環境下維持的，這樣的話，會產生多少的無地流民啊？

直到那個叫做張角的男人，注意到了這群在苦苦求活的人，喊出了震天的口號：蒼天已死，黃天當立！

為什麼要說蒼天已死？大概是流民在這些年的流離中紛紛意識到了當今上空的天，不再是那個能哺育他們的那個蒼天了。

所以，他們才要翻了這個天，想要能有個活路的黃天。

諷刺的是，也正是這場大起義，給了那些剩餘的流民一條窄窄的活路：

豪強彼此開始了軍備競賽的結果：那些本來無法用勞動換取糧食的無地農民，有了新的可交換的東西，那就是他們那條廉價的性命。

「這是為什麼呢？或者說它的源頭在哪？」公孫度在腦海思索答案。

忽地，他突然想起了耬車的發明者，趙過，那個漢武帝時期的搜粟都尉，他幾乎是以一己之力，主導了當時大漢朝的農業革命。

漢武帝雄才大略的後果——帝國戶口減半，從而在他的晚年開始休養生息，重用趙過，進行農業改革，提高糧食產量。

而在他任命趙過主持農業改革後，代田法的傳播、耬車技術的普及，得益最大的並不是嗷嗷待哺的小農，而是那些地主。

代田法不需要太大的投入，故而能被所有人迅速接受。

而耬車、鐵犁、牛耕，都是需要前期投入的，也就是需要原始積累。這時候，有資本的地主發現，這簡直就是為他們量身定做的技術路線，而戶口減半後的中原之地，也讓地主有了田畝連片的可能。

地主積累財富、兼併土地的速度自那之後，迅速加快！

而也正是漢武帝之後，帝國的統治者猛然發現，地主，似乎就變得有些尾大不掉了。

公孫度聯想到了那個發起工業革命的國家——英國，他們也曾發動過農業革命。

18世紀的英國，圈地運動，再加上農業革命之後，他們的小麥每英畝產量，也就從原來的每英畝2.15夸特，提升到了3.25夸特。一英畝，等於6畝地。一夸特，大約是450斤。也就是說，圈地運動和農業革命之前，畝產為150斤；圈地運動和農業革命之後，提升到了200斤。而且是在單季種植，實行休耕的情況下的產量。

英國的農業革命的後果是：無地農民為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同時集約種植為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可交易糧食，這兩者共同促進了英國的工業化進程。

相比之下，再看漢朝的農業改革呢？

趙過農業改革之前，畝產約為200斤，改革之後，畝產約為250斤。還不需要休耕，部分地區可以兩年三季或者一年兩季。從技術上講，東漢的農業改革比英國強多了。

只是可憐的是，漢朝的無地農民無處可去，連剝削他們剩餘價值的工廠都不存在，也沒有熬個幾年攢足船票，去美洲當地主的美夢可做。

所以他們能做什麼呢？無非是做盜匪，做流民，參與偷盜、搶劫、叛亂、造反，使勁渾身解數加入到帝國經濟生態中去。

在農民沒有通過不斷地掀桌子-農民大規模起義，讓統治者意識小農的利益需要得到保障之前；

在小農的傳統藝能——精耕細作產量不能達到後世的畝產300斤的水平線，從而讓收租子變成地主最優解之前；

莊園經濟無疑就是版本答案，只是可悲的是，這種版本答案一般的模式所需的最低投入都不是小農所能承受得起的。

說一句耳朵聽出繭子的話，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但同時，上層建築也反作用於經濟基礎。

小農經濟也不是那麼容易形成的，那是上層與底層通過不斷的博弈-造反與鎮壓，到最後的互相妥協而成的局面。

哪怕是到了後世，官府也不敢將農民手中那塊地輕易地收走。

想到這裏，公孫度放下筆，揉揉手腕，打算出去透透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