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歷史着名人物 第79章 熊賜履：從科舉進士到內閣大學士

    一、家世背景

    熊賜履生於明崇禎八年（1635年）十一月初五日，出生在一個地方顯赫的大戶家庭——孝感熊氏。他的父親熊祚延是明朝的一位生員，曾就讀於連奇書院，並在那裏講學。熊祚延不僅是一位學識淵博的人，還是一位充滿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熊賜履的母親李如柏也是一位不凡的女性，她博通經史，以孝順聞名於鄉里。

    然而，幸福的家庭生活並沒有持續太久。明末農民起義的爆發打破了這一切平靜。隨着起義軍的四處蔓延，熊祚延深知鄉親們的安全受到了嚴重的威脅。於是，他毅然決然地組織起團練，帶領鄉民們共同 守 御 家鄉，以抵禦流寇的侵擾。熊祚延的這種行為體現了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和對家鄉的深厚情感。

    就在熊賜履八歲那年的某一天，一場突如其來的戰鬥打破了寧靜的生活。流寇突然襲擊了村莊，熊祚延勇敢地站在前線指揮防禦。但不幸的是，他在戰鬥中英勇犧牲。在這危急時刻，熊賜履的母親李如柏為了保護年幼的兒子，抱着他躲進了密佈的荊棘叢中。荊棘雖然刺痛了她的身體，但她沒有發出任何聲音，只是緊緊地抱着兒子，直到危險過去。

    這次經歷對熊賜履來說是一次深刻的洗禮。他親眼目睹了父親為了保護家園而不惜犧牲生命的壯舉，也感受到了母親為了保護自己所承受的痛苦與堅韌。這些經歷深深地刻印在他的心中，成為了他日後成長道路上的重要動力。

    失去了父親的支撐，家庭陷入困境。母親李如柏不得不開始織布來維持生計。儘管生活艱難，但她始終沒有放棄對熊賜履的教育。在母親的辛勤付出下，熊賜履得以繼續學習，最終成為了一位學識淵博、德才兼備的人。

    二、早年經歷

    熊賜履的早年經歷充滿了轉折和機遇。順治十五年（1658年），他參加了科舉考試，並成功中榜成為進士，隨後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的職位。這個職位對於新科進士而言是一個重要的榮譽，意味着他將有機會參與朝廷的重要事務。

    順治十六年（1659年），熊賜履通過了進一步的考核，被提升為翰林院檢討，這標誌着他在學術和政治上的地位得到了進一步的認可。檢討一職意味着他不僅要參與編纂史書，還要負責撰寫詔書和參與國家大事的討論。

    康熙四年（1665年），熊賜履被調入內翰林弘文院擔任侍讀。這個職位讓他有機會更加接近皇帝，為皇帝提供學術諮詢，並參與到國家決策之中。這段時間，熊賜履不僅在政治上嶄露頭角，也在學術上取得了顯着成就。

    康熙六年（1667年），熊賜履完成了他第一部重要的理學着作《閒道錄》。這本書是他多年研習儒家經典和理學理論的結晶，體現了他對儒家思想的深刻理解和獨到見解。同年，熊賜履向康熙皇帝進呈了一份長達萬言的奏疏，這就是在清初政治史上具有重大影響的《萬言疏》。

    在這份奏書中，熊賜履尖銳批評了當時清朝的一些政策，特別是四大輔臣推行的各項措施。他呼籲少年皇帝加強儒家經典的學習，特別是程朱理學，認為這是治國理政的根本。熊賜履認為，只有通過弘揚儒家思想，才能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

    這份奏疏顯示了熊賜履深厚的學識和敢於直言的精神。這份奏書引起了康熙皇帝的高度關注，並對熊賜履的能力和膽識刮目相看。結果，康熙七年（1668年），熊賜履被授予秘書院侍讀學士的職位，這標誌着他在朝廷的地位再次得到了提升。

    三、平步青雲

    熊賜履的政治生涯在康熙年間達到了高峰。康熙八年（1669年），隨着康熙帝成功清除鰲拜集團，朝政權力逐漸集中於皇帝手中，這也為熊賜履的政治地位上升提供了契機。熊賜履憑藉着深厚的學識、卓越的政治才能以及對儒家理學的堅持，很快在朝廷中嶄露頭角。

    康熙九年（1670年），熊賜履被提升為國史院學士，這表明他在學術界和政界都獲得了高度認可。不久之後，朝廷恢復了內閣制度，並另設翰林院，熊賜履被任命為翰林院掌院學士，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職位，表明他在政治體系中的地位進一步穩固。

    康熙十二年（1673年），清廷決定撤除雲南、貴州等地的藩鎮，以加強對邊疆地區的直接控制。熊賜履對於這一決定持有保留意見，他擔心此舉可能會引發叛亂。不幸的是，他的擔憂很快就變成了現實，「三藩之亂」隨之爆發。面對這一突發狀況，熊賜履展現出了非凡的政治智慧和處理危機的能力。他積極協助清廷平定叛亂，尤其是在代擬《宣諭雲貴等處官民敕》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份敕令宣佈削除吳三桂的爵位，並號召雲貴地區的居民各安其位，不因叛亂而受牽連。同時，它還承諾對於能夠擒拿或斬殺吳三桂的人給予封賞，對於投降歸順的叛軍將領也將予以寬大處理。這一政策的實施有效地孤立了吳三桂的叛亂勢力，同時也贏得了當地民眾的支持，對穩定局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本小章還未完，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後面精彩內容！

    康熙十四年（1675年），由於熊賜履「素有才能，居官清慎」，康熙帝對其十分信任和賞識，於是升任他為武英殿大學士。這一職位相當於宰相級別的高官，標誌着熊賜履的政治生涯達到了頂峰。

    四、嚼簽罷官

    嚼簽案是熊賜履政治生涯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發生在康熙十五年（1676年）七月，這一事件不僅關係到熊賜履的政治命運，也對他的人品和學問評價產生了長遠的影響。

    根據《清聖祖實錄》的記載，事件起因於熊賜履在處理陝西總督哈占關於獲盜犯開復踈防等官的奏疏時出現失誤。按照正常的程序，這份奏疏應當由熊賜履 票 擬處理意見，然後送交三法司核議具奏。然而，熊賜履在處理過程中出現了差錯，將奏疏誤票為「三法司核議具奏」。

    在這一錯誤被發現後，熊賜履試圖掩蓋自己的過失。他私下將原本的草簽嚼毀，並偽造了另一份草簽，將責任推給了大學士杜立德。為了使偽造的草簽看起來真實，他扯去了紙邊，並用小字重新書寫，企圖以此來混淆視聽，將過錯轉嫁給杜立德。

    這一行為很快就被揭露出來。在康熙帝的要求下，吏部對這一事件進行了調查，並提交了一份報告。報告中指出熊賜履的行為構成了嚴重失職，並建議將其革職。最終，康熙帝採納了吏部的意見，下達聖旨：「熊賜履着革職。」

    這一事件對熊賜履的影響是巨大的。它不僅導致了他的罷官，而且損害了他的聲譽。在此之前，熊賜履一直以學識淵博、品德高尚着稱，但在嚼簽案發生後，人們對他的看法發生了改變。許多人認為這一事件暴露出熊賜履在面臨困難時缺乏坦誠的態度，以及在權力面前不夠正直的一面。

    嚼簽案的發生讓熊賜履的政治生涯遭受了重大挫折。儘管後來他得以復出，但這一事件無疑給他帶來了深刻的教訓，並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影響着人們對他的評價。

    五、潛心學術

    熊賜履罷官後，正值「三藩之亂」尚未平息的動盪時期。失去官職後的熊賜履選擇搬離京城，遷居到了江寧城北的蓮花橋附近，後又搬到了溪西的清涼台居住。這一時期，熊賜履遠離了官場的紛擾，過上了簡樸的學者生活。在江寧的十多年間，他未曾離開清涼台，將全部精力投入到學術研究中。

    由於之前為官期間始終保持清廉，熊賜履家中並沒有多少積蓄，因此在罷官後的生活十分拮据。面對經濟上的困難，熊賜履並未放棄對學術的追求，而是更加專注地投入到理學的研究之中。這段時期，他完成了多部重要着作，其中包括《學統》、《下學堂札記》、《朴園邇語》等。

    《學統》是一部系統總結和探討儒家學說發展的着作，熊賜履在書中對儒家經典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並對歷代儒者的學說進行了評述。這部作品體現了他對儒家思想傳承與發展的深刻認識。

    《下學堂札記》則是熊賜履對日常生活中的觀察和思考的記錄，通過這些札記，可以看出他對當時社會現象的敏銳洞察力以及對人生哲理的深刻反思。

    《朴園邇語》是一部集理學思想與生活感悟於一體的着作，反映了熊賜履在學術與修身之間的平衡之道。這部作品不僅展現了他深厚的學識，也體現了他作為學者的謙遜與平易近人。

    六、復出病故

    熊賜履在經歷了嚼簽案的打擊後，一度退隱學術，專注於理學研究。然而，他的學識與才幹並未被遺忘。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清廷再次給予了熊賜履機會，任命他為禮部尚書，這標誌着他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然而，不久之後，由於母親去世，熊賜履按照傳統禮俗返回江寧守喪，暫時離開了官場。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熊賜履再度被授予禮部尚書的職位，這顯示出康熙帝對他的信任與重視。康熙三十年（1691年），他正式進入京師，開始了新一輪的政治生涯。次年，即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熊賜履被調任吏部尚書，這是一個更為重要的職位，表明他在朝廷中的地位進一步穩固。

    隨着時間的推移，熊賜履在官場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他被任命為東閣大學士，並擔任《平定朔漠方略》和《明史》的總裁官，這標誌着他在學術和政治上的雙重成就。在這一時期，熊賜履不僅在政治上有所建樹，還在學術領域發揮着重要作用。

    到了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熊賜履已經年屆68歲，他以年事已高為由請求退休。康熙帝對熊賜履的貢獻表示讚賞，並命令他以原官卸任，但仍可享受俸祿留在京師以備顧問，這意味着他雖不在官位，但仍能在關鍵時刻為皇帝提供意見。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熊賜履回到了江寧，開始了晚年的生活。這一時期，他可能繼續從事學術研究，並指導後學。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八月，熊賜履因病去世，享年74歲。他逝世後，朝廷追贈他為「文端」，這是對他一生學術成就和人格魅力的高度評價。

    六、結語

    熊賜履作為清初理學名臣，不僅在政治上有所建樹，更是在學術領域做出了卓越貢獻。他的思想和着作至今仍受到後世學者的關注與研究。通過對熊賜履生平及學術成就的回顧，我們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清代初期的文化氛圍和社會變革，以及理學在這個特殊歷史時期的演變與發展。

    喜歡古代歷史着名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