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歷史着名人物 第308章 李鴻章 推動中國近代化的洋務領袖

    一、早年經歷

    李鴻章出生於1823年2月15日，出生在一個世代以耕讀為生的家庭。李家原本姓許，後因過繼關係改為李姓。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進士，從此李家開始在科舉之路上嶄露頭角，逐漸成為廬州府的望族。

    李鴻章自幼便表現出對學問的興趣，六歲時便進入家館棣華書屋學習。他勤奮好學，很快便展示出了過人的才華。1840年，李鴻章考中秀才，這是他走向科舉之路的第一步。三年後，即1843年，他在廬州府學被選為優貢，這意味着他的學業成績得到了官方的認可。

    為了更好地準備即將到來的科舉考試，李鴻章遵照父親的指示，前往北京備考。這次北上對他來說意義重大，不僅是為了參加考試，更是為了拓寬視野，結識更多有識之士。1844年，李鴻章參加了順天府恩科鄉試，成功考中舉人，並在同年與周氏完婚。

    然而，1845年，李鴻章首次參加會試卻未能如願，這對他來說是一次不小的打擊。但他並沒有因此氣餒，反而以「年家子」的身份拜入了當時着名學者曾國藩的門下，學習經世致用之學。這段經歷不僅為他後來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也讓他與曾國藩之間建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

    1847年，李鴻章終於在科舉考試中取得突破，中進士並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的職位。這標誌着他在仕途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1850年，通過朝廷的引見考核後，他被改授為翰林院編修

    二、湘軍幕僚

    李鴻章的早期軍事生涯始於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自1850年起，太平天國運動迅速向東擴展，對清朝統治構成了嚴重威脅。1853年，太平軍佔領安慶，殺死了巡撫蔣文慶。李鴻章在此期間展現了他的智謀，他慫恿工部左侍郎呂賢基上奏，並代為撰寫奏章。清文宗愛新覺羅·奕詝詔令呂賢基擔任安徽團練大臣，辦理團練防剿事宜。呂賢基對李鴻章說：「你讓我陷入困境，我也讓你陪我一起回去。」於是，李鴻章隨同呂賢基回到家鄉，參與組織團練。

    1853年五月，李鴻章帶領士兵守衛和州裕溪口，這是他首次與太平軍正面交鋒。次年，他的父親李文安也在王茂蔭的推薦下，回到家鄉辦理團練。李家父子的團練隊伍訓練有素，戰鬥力較強。在這段時間裏，李鴻章跟隨周天爵、李嘉端、呂賢基和必祿·福濟等清廷官員，在安徽中部與太平軍、捻軍作戰。儘管他以書生的身份帶兵，但很快就意識到，真正的將領不應只看重一時的勝負，而是要有長遠的戰略眼光。

    1855年，因攻克安徽含山縣的功績，李鴻章被賜予知府銜。同年十月，因率團練收復廬州，他奉旨被記名以道府使用。1856年，隨着巢縣、和州等地的收復，李鴻章又獲得了按察使銜的獎勵。然而，功高蓋主，李鴻章也因此遭到不少嫉妒與誹謗，幾乎難以立足於鄉里。1857年，安徽巡撫福濟奏報李鴻章丁憂，為父親守制，暫時結束了他長達五年的團練生涯。

    1858年，太平軍再次攻陷廬州，李鴻章攜家眷逃離，輾轉到達南昌，暫住在他哥哥李翰章家中。這一年，他深感仕途坎坷，感嘆「昨日夢封侯，今日已非」。同年十二月（1859年1月），在哥哥李翰章的介紹下，李鴻章加入了湘軍首領曾國藩的幕府，協助處理軍務。當時湘軍剛剛經歷了三河之戰的慘敗，急需人才重整旗鼓。曾國藩對李鴻章特別重視，悉心指導他處理政務和軍務。

    在曾國藩的影響下，李鴻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習慣都發生了顯着變化。曾國藩性格溫和，而李鴻章則更加果敢決斷。兩人在處理事務時常常互補，曾國藩常常猶豫不決，但在李鴻章的幾句話下便能做出決定。

    1860年秋，李鴻章與曾國藩之間因移軍祁門和彈劾李元度的問題產生了嚴重分歧。李鴻章認為祁門地形險要，不適合駐軍；而對於李元度的彈劾，李鴻章認為曾國藩的做法欠妥。李鴻章拒絕起草彈劾文書，並與幕僚一同爭論，最終憤而離開曾國藩的營地。經過友人的勸說和曾國藩的多次邀請，李鴻章於1861年六月七日重新回到湘軍大營。自此之後，李鴻章在曾國藩的陣營中地位更加穩固，成為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核心力量之一。

    三、組建淮軍

    咸豐十年（1860年），太平軍第二次打破江南大營後，清政府失去了長江下游的最後一支主力部隊。隨着太平軍向蘇杭推進，江南地區的豪紳地主紛紛湧向上海避難。為了保護這座重要的通商口岸，當地的士紳買辦一方面籌備「中外會防局」，依靠西方僱傭軍保護上海；另一方面，派遣代表如錢鼎銘等人前往安慶，請求曾國藩派遣援軍。

    曾國藩最初考慮派曾國荃或陳士傑出兵支援，但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實現。隨後，他轉向李鴻章尋求幫助。李鴻章欣然接受任務，開始着手組建淮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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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豐十一年（1861年）夏天，李鴻章奉命返回安徽招募淮勇。憑藉之前在廬州組織團練的經驗和在當地的人脈資源，李鴻章迅速得到了張樹聲、周盛波、潘鼎新、劉銘傳等人的支持。這些人大多是皖籍地主武裝的頭領，與李鴻章有着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因此淮軍的組建工作進展得非常順利。

    同治元年（1862年）春節後，淮軍最早的四個營——「樹」、「銘」、「鼎」、「慶」營陸續集結於安慶進行訓練。這四個營分別由張樹聲、劉銘傳、潘鼎新和吳長慶領導。與此同時，李鴻章還命令自己的弟弟李鶴章返回合肥招募舊部，包括內親李勝、張紹棠，昔日好友王學懋，以及父親李文安的舊部吳毓蘭、吳毓芬等人。

    曾國藩對這支新軍極為重視，親自召見各營將領，並為淮軍訂立了詳細的營制和營規。為了增強淮軍的實力，曾國藩從湘軍系統中調撥了部分部隊，其中包括「春」字營（張遇春）、「濟」字營（李濟元），太平軍降將程學啟率領的「開」字兩營，以及湖南新勇「林」字兩營（滕嗣林、滕嗣武）。此外，還有「熊」字營（陳飛熊）和「垣」字營（馬先槐），以及曾國藩贈送的親兵兩營（韓正國、周良才）。

    通過這些增援，淮軍初步形成了14個營的規模，每個營配備正勇505人，長夫180人，總計685人。曾國藩親自檢閱了已經集結在安慶的淮軍各營，並宣佈淮軍建立。隨後，上海的士紳籌集了18萬兩白銀，租用了7艘英國商船，將淮軍分批運往上海。由於「濟」字營需要留在池州，所以實際運抵上海的淮軍共有13營，約9000人。

    1862年三月十日，李鴻章隨首批淮軍抵達上海。不久之後，經曾國藩推薦，李鴻章被任命為江蘇巡撫，並一度暫署辦理通商事務大臣。李鴻章受任之時，上海正處於極為嚴峻的局勢之中。太平軍正在發動第二次大規模進攻，上海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面對這樣的局面，李鴻章牢記曾國藩的教誨：「以練兵學戰為性命根本，吏治洋務皆置後圖。」

    在上海，由當地士紳組建的「中外會防局」主要依靠外國僱傭軍來抵禦太平軍，對淮軍並不抱有很大希望。面對外界的輕視，李鴻章激勵將士們說：「軍貴能戰，待吾破敵懾之。」淮軍果然不負眾望，在當年下半年連續進行了虹橋、北新涇和四江口三次激烈的戰鬥。李鴻章親臨前線指揮，最終成功守住了上海，贏得了中外人士的尊重和認可。

    淮軍抵達上海後，李鴻章迅速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提升軍隊的戰鬥力。淮軍到滬未滿一年，便全面改革了原有的湘軍制度，轉而模仿西方軍隊的編制和訓練方法，裝備了先進的洋槍洋炮。李鴻章還聘請了外國教練來訓練士兵，這些改革極大地提升了淮軍的戰鬥力。

    為了確保淮軍能夠與外國僱傭軍協同作戰，李鴻章與英國艦隊司令何伯以及陸軍提督士迪佛立訂立了會商攻打太平軍的協議。根據協議，李鴻章派出6000人的淮軍與外軍共同作戰，其中3000人進駐南橋，另外3000人則由英國軍官進行嚴格訓練。協議還規定，作戰中奪取的軍需物資應歸淮軍所有，雙方在軍事調動時必須互相通知，並共享軍事情報。

    1863年春天，李鴻章與士迪佛立簽訂了《會同管帶常勝軍條約十六款》，明確了常勝軍及其統帶官由李鴻章指揮。在常勝軍經過整頓後，李鴻章與新的常勝軍統領查理·喬治·戈登建立了良好的關係，戈登很快成為了李鴻章的朋友和支持者。

    在上海初步站穩腳跟後，李鴻章開始着手從多個方面鞏固自己的地位。首先是在人事安排上，他罷免了一批媚外過甚的買辦官吏，如楊坊等，轉而起用了一批務實肯乾的洋務派官員，如郭嵩燾、丁日昌等。同時，李鴻章建立了不同於湘軍幕府的淮軍幕府，以務實幹練、通曉洋務為主要標準選拔幕僚。

    在軍制改革方面，李鴻章深刻認識到西洋軍械在實戰中的巨大優勢，因此決定「虛心忍辱，學得洋人一二秘法」。淮軍不僅裝備了洋槍洋炮，還引入了西方的軍事訓練體系，這使得淮軍在短時間內戰鬥力大幅提升。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裏，淮軍迅速擴充至50個營頭，約2萬人，至攻打天京前夕，淮軍總兵力已達7萬餘人。

    在軍費籌措方面，李鴻章實施了「關厘分途，以厘濟餉」的政策，即通過關稅支付常勝軍、中外合防局及鎮江防軍的軍需開支，而通過厘金（商業稅）來支持淮軍。隨着軍事進展和湘淮軍力的壯大，厘卡也層層增設，確保了軍餉來源。不過，這種「征糧收稅」「捐厘助餉」的做法，雖然解決了軍費問題，但也導致了「怨黷繁興」「民窮財盡」的社會問題。

    在對外關係處理上，李鴻章展示了出色的外交手腕。例如，蘇州殺降事件引發戈登常勝軍鬧事時，李鴻章利用英國人赫德和士紳潘曾瑋作為說客，巧妙平息了事態，並最終解散了常勝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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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平定天國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隨着常熟太平軍守將駱國忠的投降，李鴻章抓住機會率領淮軍發起了收復甦州、常州的戰役。在與前來平叛的太平軍反覆激戰後，淮軍最終攻克了常熟、太倉、崑山等地。初步掃清蘇州外圍後，李鴻章制定了三路進軍的計劃：中路由程學啟統率，從崑山直驅蘇州；北路由李鶴章、郭松林、劉銘傳從常熟進攻江陰、無錫；南路則進攻吳江和平望，切斷浙江太平軍增援蘇州的道路。

    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李鴻章兼任五口通商大臣，並在上海設立外國語言文學學館，開啟了他創辦洋務的序幕。同年七月，程學啟部逼近蘇州城下，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率軍從天京前來救援，與北路淮軍在無錫大橋角展開激戰，太平軍失利。此時，蘇州太平軍守將郜永寬等人開始動搖，並與程學啟部秘密接觸，商討獻城事宜。

    同年十一月初五，郜永寬等人殺害了守城主將譚紹光，打開城門投降。淮軍入城後，太平軍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願剃髮解除武裝，反而要求獲得官銜及編制。李鴻章採納了程學啟的建議，誘殺了降將郜永寬等八人，並遣散了其餘部隊。程學啟入城後還搜殺了兩千餘名頑固分子。儘管此舉引起了戈登的不滿，但李鴻章認為這是消除內部隱患的必要之舉，他在給母親的信中寫道：「盡殺雲官等八偽王及其黨數百人，此事雖太不仁，然攸關大局，不得不為。」曾國藩得知後，在日記中稱讚李鴻章「殊為眼明手辣」。

    蘇州城破後，李鴻章被賞加太子少保銜，並獲准穿黃馬褂。與此同時，北路的李鶴章、郭松林、劉銘傳攻克了無錫和金匱，程學啟與道員吳毓芬等攻克了浙江嘉興。淮軍一路推進至常州城下，李鴻章親自督軍攻打常州，於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破城，捕殺了太平天國護王陳坤書和佐王黃和錦。至此，蘇南地區的太平軍基本被肅清，清廷賞賜李鴻章騎都尉世職。攻克常州後，常勝軍解散，留下的洋槍隊和炮隊併入淮軍。

    當時，湘軍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多次詔催李鴻章率淮軍前往會攻。考慮到與曾氏兄弟的關係，李鴻章擔心染指金陵會被認為搶功，進而得罪曾氏兄弟。因此，他在蘇、常兩地按兵不動，轉而南下攻入浙江，這一舉動惹惱了閩浙總督左宗棠，後者上奏朝廷，指責李鴻章「越境掠功」。五月十三日，李鴻章得知湘軍即將攻破天京城，又因朝廷不斷催促，遂派劉士奇炮隊及劉銘傳、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營會攻天京。十五日，曾國荃接到李鴻章的出兵咨札，激發眾將出擊。次日，湘軍攻克天京。事後，曾國藩對李鴻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賴子保全。」

    太平天國失敗後，在處理湘淮軍的去留問題上，曾國藩與李鴻章採取了不同策略。曾國藩在攻下天京後不到一個月，即遣散了大部分湘軍，主要是為了避免功高震主，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而李鴻章則認為：「吾師暨鴻章當與兵事相始終，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穩，仍可遠征他處。」他認為，當前的威脅來自內部叛亂，但長遠的威脅在於西方列強，因此主張保留湘淮軍，不僅用於平定內亂，更要抵禦外侮。

    五、出擊捻軍

    同治三年（1864年）十月，清廷命令曾國藩前往皖鄂交界地區，督軍防堵從湖北東下的太平軍扶王陳得才及捻軍。與此同時，李鴻章被任命前往江寧，暫時代理兩江總督的職務。這一時期，李鴻章負責協調地方軍務和民政事務，為曾國藩的軍事行動提供支持。

    到了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剿捻統帥博爾濟吉特·僧格林沁在山東菏澤全軍覆沒，清廷隨即任命曾國藩為欽差大臣，北上督師剿捻。李鴻章再次代理兩江總督，負責調兵、籌餉等後勤保障工作。同年八月，李鴻章奏請購置上海虹口洋人鐵廠的機器設備，並將這些設備與丁日昌、韓殿甲原有的兩個工廠合併，成立了江南製造總局，責成丁日昌負責監督籌劃。這一舉措不僅增強了淮軍的後勤保障能力，也為後來的洋務運動奠定了基礎。

    由於湘軍大部分已被裁撤，曾國藩北上時主要依靠淮軍。曾國藩抵達前線後，採用了劉銘傳、李鴻章等人提出的「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的方針，決定在安徽臨淮、河南周口、江蘇徐州、山東濟寧四鎮駐紮重兵，並實行一省有急、三省往援的機制。此外，曾國藩還在運河、黃海、沙河和賈魯河一帶設防，推行「畫河圈地」的戰術。

    然而，由於捻軍作戰靈活多變，且勢力強大，曾國藩的防守策略一時難以見效。加上曾國藩對淮軍的指揮不夠順暢，導致一年多的時間內，剿捻成效甚微。因此，到了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清廷改命李鴻章為欽差大臣，接手剿捻事務。

    李鴻章上任後，立即着手擴大淮軍規模。李昭慶所部擴充至19營，名為武毅軍，並新增了「魁」字2營、親兵1營和「鳳」字7營。此外，還借調了唐仁廉的3營馬隊。這樣一來，剿捻的總兵力達到了7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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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捻軍已分裂為兩支，賴文光、任柱等人率領東捻軍在中原地區作戰，而張宗禹、邱遠才等人則率捻軍進入陝西。李鴻章決定首先集中力量對付東捻軍。雖然他依然堅持「以靜制動」的戰略方針，但吸取了曾國藩分防過廣的教訓，改為「扼地兜剿」的戰術，即力圖將捻軍逼入山深水復的地方，放棄部分地域以誘其深入，然後再由各省軍隊合力圍困。

    在具體實施剿捻戰略的過程中，李鴻章主導的軍事行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其獨特的背景和挑戰。

    第一階段：臼口之圍（同治五年十一月至次年四月）

    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至次年四月，李鴻章實施了「臼口之圍」的戰略，主戰場在湖北。東捻軍突破了曾國藩原先設置的賈魯河—沙河防線，集結於湖北臼口一帶，兵力約十萬人。李鴻章迅速調動湘淮軍各部7萬餘人，分路進擊，意圖一舉殲滅東捻軍。

    然而，在具體作戰過程中，淮軍遭遇了幾次重大挫折。同治五年十二月（1867年1月），淮軍「松」字營在安陸羅家集被捻軍擊敗，統領郭松林受傷。半個月後，「樹」字營在德安楊家河被捻軍殲滅，統領張樹珊陣亡。

    同治六年（1867年）元月，雙方主力在安陸尹隆河展開決戰。湘淮軍兩大主力「霆」軍與「銘」軍原定同時發兵，但兩軍統領劉銘傳與鮑超互相輕視，劉銘傳為搶功而提前單獨進擊，結果遭捻軍痛擊，幾乎喪命。幸虧鮑超及時赴援，才反敗為勝，捻軍損失2萬餘人。事後，李鴻章偏袒劉銘傳，導致鮑超鬱憤成疾，所部「霆」軍32營大部被遣散，只留下唐仁廉重組「仁」字營，併入淮軍建制。

    東捻軍在二月全殲湘軍彭毓橘部，並於四月突破了李鴻章設置的包圍圈，顯示出其靈活多變的戰術特點。

    第二階段：膠萊河、運河防線（同治六年五月至十二月）

    同治六年（1867年）五月至十二月，東捻軍在跳出包圍圈後，於五月突破運河防線，直趨山東半島。在劉銘傳、潘鼎新的建議下，李鴻章採取了「倒守運河」的策略，並在膠萊河兩岸增設了內層防線，調集淮軍、東軍、豫軍分段防守。

    由於山東巡撫丁寶楨不願將轄地變成戰場，疏於防範，導致東捻軍在七月突破膠萊河防線。經過一番激烈的爭執後，李鴻章與丁寶楨重修舊好，協力將東捻軍堵御在黃海、運河、六塘河及大海之間的狹窄地帶，使其「以走制敵」的優勢無法發揮。

    十月，東捻軍在蘇北贛榆的戰鬥中，任柱戰死，東捻軍在壽光一戰損失3萬餘精銳。十二月，賴文光率殘部突破六塘河，南走到揚州被捕殺。東捻軍覆滅後，李鴻章因功被賞加騎都尉世職。

    第三階段：直東戰場與西捻軍交戰（同治七年上半年）

    同治七年（1868年）上半年，當東捻軍陷入困境時，西捻軍緊急馳援，進軍直隸威脅京畿，迫使清軍回救。元月，西捻軍抵達保定，清廷震動，急調李鴻章、左宗棠及直、魯、豫、皖各督撫率軍北上勤王。

    當時，李鴻章正駐軍濟寧度歲，分派諸將北援，卻無人應命，淮軍幾乎瓦解。李鴻章因此受到嚴厲處分，包括拔去雙眼花翎、褫去黃馬褂、革去騎都尉。儘管如此，李鴻章仍然耐心說服潘鼎新等將領遵旨北上。同時，清廷命恭親王愛新覺羅·奕?節制各路大軍，並協調左宗棠與李鴻章的關係。

    在清軍的協力堵截下，張宗禹率領的西捻軍於二三月間在直魯邊境徘徊。四月二十九日，李鴻章與左宗棠在德州桑園會面，議定了「就地圈圍」的策略，引運河水入減河，引黃河水入運河，命淮軍、東軍、皖軍分段駐守，並調湘淮軍精銳作為追剿的「游擊之師」。

    六月初，西捻軍與湘淮軍數次接戰，迭遭慘敗。六月中旬，張宗禹率部在德州一帶數度搶渡運河未果，適逢黃、運、徒駭各河水位上漲，處境更加困難。六月二十八日，在轉移途中，西捻軍與淮軍主力劉銘傳、郭松林、潘鼎新部遭遇，一場激戰後，西捻軍傷亡殆盡，張宗禹等二十餘人突圍至徒駭河邊，不知所終。

    早在同治六年（1867年），朝廷已授李鴻章為湖廣總督，仍在軍營督辦剿捻事宜。同治七年（1868年）西捻軍覆滅後，清廷開復李鴻章歷次降革處分，賞加太子太保銜，授協辦大學士。

    六、總督直隸

    隨着捻軍的潰敗和淮軍的日益壯大，李鴻章意識到自己與清廷的關係可能會因此變得更加緊張。因此，他決定效仿曾國藩在湘軍攻陷天京後所採取的「以退為進」的策略，奏請裁撤淮軍。同治七年（1868年）八月，李鴻章遵旨抵達北京覲見，獲賜「紫禁城內騎馬」的殊榮。在京期間，他拜見了慈禧太后和同治帝，並會見了軍機大臣奕?、瓜爾佳·文祥等，了解到清廷有意讓曾國藩負責裁軍事宜，然後讓曾國藩移任直隸總督，並讓李鴻章保留部分淮軍以備「助左（宗棠）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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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李鴻章返回南京，與曾國藩商討淮軍的撤留事宜，最終決定裁遣馬步50營，保留75營。不久，曾國藩北上就任直隸總督，而李鴻章則先回鄉省親，繼而在同治八年（1869年）正月抵達武昌，接任湖廣總督，並在二月兼任湖北巡撫。

    在此後的短短一年半時間裏，李鴻章先後奉命入川查辦川督吳棠被參案、督辦貴州軍務鎮壓苗民起義，並揮師援陝鎮壓回民義軍。然而，就在他抵達西安僅七天後，天津教案爆發，列強軍艦雲集大沽口，李鴻章隨即奉命率部「馳赴近畿一帶相機駐紮」。八月，李鴻章在獲鹿接到調補直隸總督的上諭。此次任命與天津教案和兩江總督馬新貽遇刺案有關。清廷希望通過李鴻章及其淮軍的力量來穩定局勢。

    李鴻章成功調解了天津教案，同意賠償40萬兩白銀，並派遣使團前往法國道歉。此外，他還懲處了相關責任人，包括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充軍，處決了8名肇事者，並將25名罪犯送往新疆服苦役。

    同治九年（1870年）八月，李鴻章正式調任直隸總督，併兼任北洋通商大臣，負責直隸一省政務及北洋三口的通商事務，同時還直接參與國家的外交事務。這一職務使李鴻章的權力和影響力進一步擴大。同治十一年（1872年）六月，他被加授為武英殿大學士。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晉升為文華殿大學士。光緒二十年（1894年）正月，李鴻章又被賞戴三眼花翎，這在漢族官員中極為罕見。此時的李鴻章在朝中的權勢達到頂峰，被認為是「坐鎮北洋，遙執朝政」的重要人物。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李鴻章與曾國藩聯合上奏，提議選派聰穎子弟赴美留學，開啟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留學潮。同月，李鴻章代表中國與日本簽訂了《中日修好條規》，這是一個平等互惠的條約。然而，李鴻章在簽約過程中已經預見到日本未來可能對中國構成威脅。果然，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鴻章積極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楨率艦隊赴台，並調駐防徐州的淮軍唐定奎部前往台灣。儘管最終通過簽訂《北京專約》暫時平息了事態，但日本於光緒五年（1879年）吞併了琉球。

    光緒元年（1875年），英國因「馬嘉理案」對清政府施壓。在英國公使威妥瑪的戰爭威脅下，李鴻章巧妙運用國際法，於光緒二年（1876年）與英國簽訂了《中英煙臺條約》。條約中，清政府同意增開宜昌、蕪湖、溫州、北海四個通商口岸，並允許英國人進入西藏。儘管條約有助於緩解當時的緊張局勢，但也因此損害了中國的主權。

    七、中法戰爭

    中法戰爭源於19世紀下半葉法國對清朝藩屬國越南阮朝的侵略。自1858年開始，法國通過兩次《西貢條約》迫使越南承認法國為其保護國。為了進一步侵略清朝西南地區，法國於光緒九年（1883年）再度發動侵越戰爭，佔領了越南北部的戰略要地北圻，並擊敗了清朝軍隊，引發了中法戰爭。

    戰爭初期，清廷命李鴻章統籌邊防戰事。然而，李鴻章認為「各省海防兵單餉匱，水師又未練成，未可與歐洲強國輕言戰事」。因此，他試圖通過外交途徑解決爭端。李鴻章先是與法國駐華公使寶海簽訂了《李寶協議》，但該協議隨後被法國政府反悔。接着，李鴻章嘗試與法國駐日公使洽談，但未能達成一致。

    光緒十年（1884年）初，清軍在北寧之戰中失利，失去了太原和興化兩地。在這種情況下，慈禧太后對軍機處進行了改組（即「甲申易樞」），主和輿論逐漸佔據上風。清廷派出李鴻章為代表與法國議和。四月十七日（5月11日），李鴻章與法國海軍中校福祿諾在天津簽訂了《中法會議簡明條約》（又稱《李福協定》），雙方同意停火。

    同年6月，《第二次順化條約》的簽訂使越南正式脫離清朝的朝貢體系，成為法國的保護國。雖然清廷與法國簽訂了協定，但李鴻章並未下令讓清軍撤回國內。6月23日，「觀音橋事變」發生，局勢進一步惡化，談判再度陷入僵局。由於清法談判破裂，由孤拔指揮的法軍艦隊襲擊了福州，攻擊了南洋水師，並圍困了台灣。

    在越南戰場上，光緒十一年（1885年）初，清軍取得了鎮南關之戰的勝利，迫使法國總理朱爾·弗朗索瓦·卡米爾·茹費理辭職。隨後，法國新政府向清廷提出議和。李鴻章主張「乘勝即收」，建議挾勝與法國締約。清廷考慮到繼續戰爭的難度，同意議和，並命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派遣其僚屬赴巴黎，與法國簽訂停戰協定（《巴黎協定書》）。

    在英國的調停下，李鴻章作為清朝全權代表，於光緒十一年（1885年）5月起與法國公使巴德諾在天津進行會談。6月9日，雙方簽訂了《中法會訂越南條約》（又稱《越南條款》《中法新約》）。條約的主要內容包括承認法國對越南的「保護」地位，並開放中越邊境供法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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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北洋始末

    早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期間，李鴻章就已經意識到西方先進武器和技術的重要性。同治二年（1863年），他利用上海富紳的資金，引進了洋人的機器設備，創辦了上海洋槍三局，這是中國第二個近代軍工企業。在擔任北洋大臣期間，李鴻章進一步推動了洋務運動的發展，創辦了江南製造局、天津機器局、輪船招商局等一系列企業和機構。他對日本的擴張政策有一定的了解，因此被認為是朝廷中的「知日派」。

    自同治十三年（1874年）起，李鴻章提出了「海防論」，強調列強的威脅主要來自海上，積極倡導建立近代化海軍。從光緒五年（1879年）到光緒二十年（1894年），北洋水師逐漸發展壯大，成為當時亞洲最強大的艦隊之一。然而，由於清廷內部的腐敗和資源分配不均，海軍的建設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停滯甚至倒退的狀態。

    光緒十年（1884年），朝鮮爆發了「甲申政變」，日本趁機出兵朝鮮。次年（1885年），李鴻章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簽訂了《中日天津會議專條》，規定如果朝鮮發生重大事變，中日雙方出兵需要事先通知對方。這一條約實際上為後來的甲午戰爭埋下了伏筆。

    光緒二十年（1894年），朝鮮爆發了東學黨起義，朝鮮政府請求中國出兵幫助鎮壓。李鴻章過於信任駐朝專員袁世凱的報告，認為日本不會有所行動，遂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和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率軍1500人赴朝，並按照《天津會議專條》通知了日本。然而，日本迅速向朝鮮增派了大量軍隊，在朝鮮的兵力增至8000餘人。隨着起義被平定，清廷提議雙方撤軍，但日本要求兩國軍隊共同管理朝鮮，清廷拒絕了這一要求。

    為了應對日本的威脅，李鴻章試圖通過英、俄兩國進行斡旋，但未果。最終，清廷決定調派陸軍進入朝鮮，與日軍抗衡。同時，李鴻章還租賃了英國船隻高升號運送部分清軍。然而，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日本海軍在豐島海戰中突然襲擊高升號，造成大量清軍傷亡。日本海軍還襲擊了清軍的濟遠號和廣乙號軍艦，導致廣乙號沉沒，濟遠號逃回威海衛。

    清廷在無法忍受的情況下，決定對日宣戰。但由於入朝清軍尚未集結完畢，導致多次失利。八月十六日（9月15日），清軍在平壤與日軍激戰數晝夜後潰敗，總兵左寶貴戰死，統帥葉志超等逃回國。日軍隨後越過鴨綠江攻入遼東，接連佔領遼東要地，並渡海進攻山東榮城、文登。

    八月十八日（9月17日），北洋艦隊與日本海軍在黃海大東溝附近海域遭遇，進行了長達五小時的激烈海戰。雖然北洋艦隊和日本艦隊都遭受了重創，但北洋水師失去了黃海的制海權，剩餘艦船退至威海衛附近的劉公島。

    進入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隨着旅順、威海等重要海軍基地相繼失守，被日本海軍包圍的劉公島成為孤島。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自盡，北洋水師或被擊沉，或被俘虜，最終全軍覆沒。

    九、馬關議和

    馬關議和是甲午戰爭結束後中日兩國之間的重要外交事件。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初，雙方的議和已經開始在美國的斡旋下進行。清廷首先派出全權使節張蔭桓與邵友濂前往日本廣島，希望與日本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交大臣陸奧宗光會面。然而，日方以張、邵二人所攜帶的全權委任狀不完整為由拒絕交涉，並繼續維持陸海兩方面的攻勢，暗示需要恭親王奕?或李鴻章出面議和。

    二月十八日，李鴻章在不願意但無法拒絕的情況下被慈禧太后任命為全權大臣，前往日本山口縣馬關（今日本山口縣下關市）進行議和談判。儘管出發前清廷已授予李鴻章割地賠款的全權，但他仍然希望能夠爭取更多的利益，與日方代表進行了反覆辯論。因此，在最初的談判階段，雙方陷入了僵局。

    3月24日，李鴻章在馬關住處的路上遭遇刺客小山豐太郎的襲擊，子彈擊中了他的左眼瞼下方，但幸運的是並未擊中要害部位。李鴻章迅速恢復。這一事件引起了國際輿論的廣泛關注，日方擔心國際局勢的變化會對自身不利，因此在和談條件上稍微收斂。

    3月16日（4月10日），李鴻章傷勢好轉，雙方進行了第四次談判。日方代表伊藤博文表示，在賠款2億5千萬兩白銀（原本要求3億兩）以及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和澎湖列島的要求上不再讓步，並對李鴻章說：「您面前只有『允』與『不允』兩句話而已。」隨後，日方以增兵再戰進行威脅。李鴻章等人連發電報請示，光緒帝最終同意簽約，並命令「即遵前旨與之定約」。

    3月23日（4月17日），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伊藤博文簽署了《馬關條約》。據傳，在簽字前的最後時刻，李鴻章曾對美國顧問科士達說：「萬一談判不成，只有遷都陝西，和日本長期作戰，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國，而中國可以抵抗至無盡期。日本最後必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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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馬關條約》的規定，朝鮮從原先清朝的屬國變為獨立國家；清朝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島與澎湖列島給日本；賠償軍費2億兩白銀；日本取得最惠國待遇，並在新開設的商埠享有自由從事各種製造業的權利。這一條約強化了日本在中國的資本輸出，並對中國的經濟主權造成了嚴重影響。

    在談判過程中，李鴻章私下向其他列強通報了交涉情況，促使不願日本獨吞遼東半島的俄、德、法三國出面干涉，要求日本放棄遼東半島。日本最終屈服，同意放棄遼東半島，並接受清政府支付3000萬兩白銀作為「贖遼費」。

    十、出訪歐美

    甲午戰後，李鴻章失去了北洋海軍這一支柱，加上簽訂《馬關條約》後受到廣泛指責，最終被解除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職務，轉入內閣辦事。這一時期的李鴻章面臨着前所未有的政治壓力和社會輿論的批評。然而，在此之前，由於俄國、法國和德國成功干預了日本放棄對遼東半島的佔領，清廷上下普遍將俄國視為潛在的盟友。李鴻章、奕?、翁同龢、劉坤一等重臣均傾向於聯俄，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從「以夷制夷」轉向「結強援」。

    為了應對日本在東北地區的擴張威脅，清政府希望通過聯合俄國來限制日本在華的進一步擴張。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春，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舉行加冕典禮，李鴻章被任命為「欽差頭等大臣」，前往祝賀。這次出訪不僅是對俄國的友好訪問，也是李鴻章代表清政府進行的一次重要的外交活動。

    李鴻章從上海出發，經敖德薩到達聖彼得堡。在聖彼得堡，他先後與俄國財政大臣謝爾蓋·維特、沙皇尼古拉二世舉行了會談。俄方提出了在清朝境內「借地修路」的建議，並承諾支持中國的領土完整。李鴻章在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禮上被安排在首席賀臣的行列，並於四月簽訂了《中俄密約》，規定中俄結盟共同對付日本，並同意俄國修建一條從西伯利亞穿越中國東北直達海參崴的鐵路，該鐵路口岸對俄國兵船開放。這一條約使東北地區成為俄國的勢力範圍。

    完成俄國之行後，李鴻章繼續訪問了德國、荷蘭、比利時、法國、英國、美國和加拿大等國，行程超過9萬公里。在德國，他受到了德皇威廉二世的高規格接待，並前往漢堡拜會了前首相奧托·馮·俾斯麥。在荷蘭、比利時和法國，他也受到了熱情歡迎。8月2日抵達英國時，維多利亞女王授予他維多利亞大十字勳章。

    8月28日，李鴻章抵達美國紐約，受到了美國總統格羅弗·克利夫蘭的接見。在美國期間，李鴻章參觀了獨立廳、自由鐘、美國國會、國會圖書館等重要地點。在紐約華爾道夫飯店接受《紐約時報》記者訪問時，他表達了對美國《排華法案》的不滿。9月14日，李鴻章從加拿大溫哥華乘美國輪船起程回國。

    這次出訪，不僅使李鴻章親身感受到了西方國家的強大和發展水平，也讓他對西方「立國政教」的理解更加深刻。在給親信吳汝綸的信中，他提到：「所見過於所聞。」並總結了歐美國家「立國政教」的核心在於「上下一心，故能齊力合作，無事不舉，積富為強」。

    十一、伴食宰相

    李鴻章自歐美歸來後，滿懷抱負地覲見了光緒帝與慈禧太后，他深刻描繪了歐美的繁榮強大，並基於中國的貧弱現狀，急切地提出了改革圖強的建議。然而，這些遠見卓識並未得到統治者的充分重視，李鴻章本人也未獲得期望中的重用。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他僅被任命為總理衙門上行走，一個名義上參與國事、實則缺乏實權的見習大臣角色，因此被時人譏諷為「伴食之宰相」，意指其雖身居高位卻難有作為。

    在此期間，李鴻章雖無實權，但仍積極參與了多項重大外交事務，包括政治性貸款、租借土地等問題的談判，並代表清政府與德、俄、英三國簽訂了關於膠澳、旅大、九龍的租借條約。儘管這些條約多為中國帶來了不平等與損失，但李鴻章在外交場上的努力與周旋仍不容忽視。值得注意的是，在簽訂《中俄旅大租地條約》時，有傳言稱他接受了俄國的賄賂，這進一步加劇了他個人形象的複雜性。

    在維新運動高漲的光緒二十年（1894年）至二十四年（1898年）間，李鴻章雖表面上持觀望態度，實則內心對新政多有同情。他秘密資助維新派團體「強學會」，並在背後支持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整軍經武、振興實業、廢除八股、興辦學堂等，同時還保護了一些維新派人士免受迫害。

    然而，隨着維新運動的深入，慈禧太后等保守勢力對變革的抵制日益加劇。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李鴻章被慈禧太后逐出總理衙門，失去了參與國家核心決策的機會。此後，他被任命為勘河大臣，負責黃河工程的勘查工作，直至次年二月返回京城，從此過上了閒居生活，心中充滿了鬱郁不得志的苦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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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積勞薨逝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李鴻章被清廷任命為商部大臣，但尚未啟程，就又被改任為署理兩廣總督，負責鎮壓保皇黨。在任期間，他一方面執行朝廷命令，逮捕保皇黨人，另一方面又採取靈活策略，預留餘地，暗中與康有為、梁啓超等人保持書信往來。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北方義和團運動風起雲湧，八國聯軍趁機入侵中國。面對這一局勢，李鴻章在廣東堅決反對慈禧太后對八國宣戰的決定，認為這是「亂命」，並電報劉坤一、張之洞等人，建議採取權宜之計，維持各省秩序，穩定各國情緒。在他的支持下，劉坤一、張之洞等人與各國領事簽訂了《東南保護條款》，維護了東南地區的穩定。

    隨着北方局勢的惡化，李鴻章被迫奉旨北上，參與與列強的談判。他抵達天津後，與慶親王奕匡一起，開始與十一國代表進行艱難的談判。在談判中，李鴻章據理力爭，試圖減輕中國的損失，但列強態度強硬，最終只能接受《辛丑條約》的苛刻條件。

    由於早年馬關遇刺留下的舊疾，李鴻章在談判期間多次病倒。特別是在簽訂條約前夕，他因勞累過度和受風寒而吐血不止，病情日益加重。儘管如此，他仍堅持到談判結束，簽署了《辛丑條約》。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二十七日，李鴻章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九歲。他的逝世引起了朝野上下的震動，慈禧太后也為之流涕，感嘆大局未定，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支柱。清廷對李鴻章進行了隆重的表彰和祭奠，贈官太傅，晉封一等侯爵，諡號「文忠」，並允許他在京師建祠祭祀。這是清代漢族官員中唯一一位在京師建祠的人。

    李鴻章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和爭議，他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既為國家做出了貢獻，也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和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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