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經歷
曾國藩出生於1811年11月26日,即清朝嘉慶十六年十月十一日,他的出生地是湖南長沙府湘鄉荷葉塘白楊坪(今湖南省婁底市雙峰縣荷葉鎮天坪村),一個典型的耕讀家庭。在這個家庭里,他不僅接受了基礎教育,而且從小就肩負起了作為長子的責任。祖父曾玉屏儘管文化程度不高,卻擁有豐富的人生經驗;父親曾麟書則是一位秀才,也是一名塾師,這使得曾國藩從小就能接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五歲時,曾國藩開始接受啟蒙教育,六歲便進入了家塾「利見齋」學習。
隨着年齡的增長,曾國藩展現出了過人的才華和對學問的熱愛。道光六年(1826年)春,十五歲的曾國藩參加了長沙府童子試,並取得了第七名的好成績。這次考試的成功激勵了他繼續深造的決心。四年後,也就是道光十年(1830年),為了追求更高層次的知識,曾國藩前往衡陽唐氏宗祠讀書,一年後又轉入湘鄉漣濱書院繼續學業。在漣濱書院的學習經歷對於塑造曾國藩後來的思想體系有着重要影響。
到了道光十三年(1833年),經過多年的刻苦努力,曾國藩終於考取了秀才資格,標誌着他在科舉道路上邁出了堅實的一步。緊接着,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國藩進入長沙嶽麓書院進一步深造,並同年參加湖南鄉試,成功以第三十六名的成績成為了一名舉人。這一成就不僅為他贏得了社會地位上的提升,也為他日後走向更廣闊的舞台奠定了基礎。同年秋天,懷揣着對未來的無限憧憬,曾國藩啟程前往北京準備參加來年的會試。
然而,通往成功的道路往往佈滿荊棘。道光十五年(1835年)的會試中,曾國藩未能如願及第,只得暫時居住在北京的長沙會館內繼續研讀備考。次年,雖然朝廷特別開設恩科會試給予落榜者再次機會,但遺憾的是,曾國藩仍然沒有通過考試。面對連續兩次失敗,年輕的曾國藩並沒有氣餒,而是選擇回到家鄉長沙,與同鄉好友劉蓉、郭嵩燾等人一起住在湘鄉會館內共同學習討論,相互鼓勵支持。
二、仕途坦蕩
曾國藩的仕途之路堪稱坦蕩,這不僅得益於他自身的才華與努力,也離不開當時朝廷對人才的需求以及貴人的提攜。道光十八年(1838年),經過多年的不懈奮鬥,曾國藩終於在會試中脫穎而出,以三甲第四十二名的成績獲得同進士出身,正式開啟了其輝煌的政治生涯。同年,在朝考中位列一等第三名,更被道光皇帝親自提拔為第二名,並選入翰林院成為庶吉士。這一系列成就標誌着曾國藩正式步入了清朝官僚體系的核心圈層,同時也讓他成為了軍機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門生。
進入翰林院後,曾國藩迅速展現出了非凡的能力與潛質。道光二十年(1840年),通過散館考試並取得二等十九名的好成績後,他被授予翰林院檢討一職,開始了自己作為文官的職業生涯。此後幾年間,曾國藩憑藉着紮實的學識基礎和卓越的工作表現,職位不斷攀升:從四川鄉試正考官到翰林院侍講、文淵閣校理,再到侍讀、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直至左庶子、侍講學士等職務,每一步都顯得穩紮穩打。
尤其是在道光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間,曾國藩更是連續獲得了多項重要任命,包括參與會試工作、擔任日講起居注官及文淵閣直閣事等職。這些經歷不僅極大地豐富了他的行政管理經驗,也為他在朝中的地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特別是在道光二十七年的大考中獲得二等評價之後,曾國藩被晉升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這是對他過去數年來辛勤付出的認可,同時也預示着未來將承擔更多責任。
接下來的幾年裏,曾國藩繼續在多個部門間輪換任職,如稽察中書科事務、禮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代理以及工部左侍郎等,逐步積累了廣泛而深入的政府運作知識。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段快速晉升的過程中,曾國藩始終保持着謙遜謹慎的態度,對待每一項任務都極其認真負責,贏得了上下級官員的一致好評。回顧曾國藩在京師度過的十多年時光,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十年七遷」故事。
三、組建湘軍
曾國藩組建湘軍的過程,不僅是晚清軍事變革的一個縮影,也反映了當時社會結構與權力格局的變化。咸豐元年(1851年),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在廣西桂平金田村爆發,迅速席捲了中國南部多個省份。面對這場前所未有的農民起義,清政府雖然調動了大量的八旗軍和綠營兵進行鎮壓,但這些傳統軍隊由於長期缺乏訓練、紀律渙散以及腐敗嚴重等問題,已經無法有效應對局勢。
在這種背景下,咸豐帝開始尋求新的解決方案,並鼓勵地方官員組織團練以補充正規軍力。正是在這個關鍵時刻,曾國藩以其敏銳的政治嗅覺抓住了機會。早在咸豐元年,他就向皇帝提出了「用人」為先的觀點,並推薦了幾位有能力的人才,同時勇敢地指出了皇帝的一些過失。儘管這番言論起初讓咸豐帝感到不悅,但他最終還是接受了曾國藩的意見,並對這位直言敢諫的大臣表示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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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太平天國勢力不斷壯大,到了咸豐二年(1852年),曾國藩因母親去世而返回湖南老家守孝。然而,此時的他並沒有完全脫離政務,而是利用自己在當地的人脈關係開始籌劃建立一支新式的地方武裝力量——湘軍。這一決定得到了包括胡林翼、左宗棠在內的多位志同道合者支持,他們共同形成了一個致力於改革現狀、維護國家穩定的團體。
為了籌集資金和招募士兵,曾國藩採取了一系列創新措施。首先,他通過向鄉紳募捐來獲取必要的財政支持;其次,鑑於單純依靠捐款難以滿足需求,他還創造性地向朝廷申請了一批監生文憑及虛銜官職空白任命狀,然後將其出售給願意出資贊助湘軍建設的社會人士。這種方法既解決了經費問題,又增強了人們對這支新興部隊的認可度和支持力度。
與此同時,曾國藩非常注重提高部隊戰鬥力。他在衡州設立了專門的訓練基地,親自參與武器裝備的研發改進工作,確保每位士兵都能熟練掌握先進火器的操作技巧。此外,他還嚴格制定了軍規條例,強調紀律嚴明的重要性,力求打造一支高效且忠誠可靠的隊伍。
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到咸豐四年(1854年)時,曾國藩已經成功建立起了一支規模達到1.7萬人、裝備數百門西洋火炮的強大湘軍。這支軍隊不僅在數量上超越了許多地方團練,更重要的是其內部管理井然有序、士氣高昂,很快就成為了對抗太平天國的重要力量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組建過程中,曾國藩還特別注意避免與原有的綠營體系產生衝突,將訓練營地設於湘潭而非省會長沙,從而減少了不必要的摩擦。
四、鏖戰湖贛
咸豐四年(1854年)2月,曾國藩領導下的湘軍正式出征,以對抗太平天國的起義。在這次行動之前,他發表了着名的《討粵匪檄》,這篇檄文不僅從道德和文化的角度批判了太平天國運動,還呼籲所有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共同起來保衛傳統的儒家文化和倫理秩序。通過這樣的動員,曾國藩成功地激發了士紳階層的積極性,為湘軍贏得了廣泛的社會支持。
隨着檄文的發佈,曾國藩迅速組織起了一支由水陸兩部分組成的軍隊。水師由褚汝航統帥,陸軍則由塔齊布擔任先鋒。這支包括240艘戰船、人的大軍浩浩蕩蕩地向東進發。然而,初戰並不順利。3月份在岳州遭遇失敗後,4月又在靖港水戰中被太平軍石祥貞部擊敗。這次慘敗讓曾國藩深受打擊,甚至一度企圖投水自盡,幸虧被其幕僚章壽麟及時救起。由於連續失利,曾國藩受到了朝廷的嚴厲斥責,並被暫時革職。
儘管如此,曾國藩並沒有放棄。就在這個時候,他的副手塔齊布與楊載福、彭玉麟等人卻取得了重要勝利,攻克了湘潭。這一轉機重新點燃了湘軍的鬥志。經過短暫休整後,曾國藩再次集結部隊,並於同年7月收復岳州,擊斃太平軍將領曾天養。隨後,湘軍繼續推進,佔領了城陵磯,並進一步向武昌、漢陽進軍。到10月中旬,武昌和漢陽相繼落入湘軍之手,曾國藩因此受到嘉獎,獲封二品頂戴併兼任湖北巡撫,不過他最終選擇了兵部侍郎的官銜。年底時,他又率軍攻佔田家鎮,殲滅大量敵軍,摧毀數千艘戰船,展現了卓越的軍事才能。
進入咸豐五年(1855年),局勢再度變得複雜起來。2月12日夜,太平天國名將石達開對駐紮在湖口的湘軍水營發動猛烈攻擊,導致湘軍損失慘重,超過百艘戰船被焚毀。曾國藩本人險些喪命,但幸運地逃脫。面對如此沉重的打擊,曾國藩幾近崩潰,甚至有輕生念頭,幸好得到羅澤南、劉蓉等人的勸阻才打消了這個想法。為了穩定局面,曾國藩緊急派遣李孟群、彭玉麟、胡林翼等人前往支援武昌,同時自己親赴江西招募新兵並重建艦隊。不幸的是,這期間塔齊布病逝,給湘軍帶來了不小的震動。但曾國藩迅速調整戰略,親自指揮剩餘部隊,並於8月成功收復湖口。9月,他被補授為兵部右侍郎,顯示出朝廷對其能力的認可。
接下來的一年裏,太平天國內部發生了重大變故——天京事變。這場內訌削弱了太平軍的實力,間接幫助了清軍。特別是對於坐困南昌的曾國藩來說,這意味着壓力得到了緩解。與此同時,羅澤南也在戰場上犧牲,但彭玉麟千里馳援南昌,極大地穩固了防線。到了咸豐七年(1857年)2月,曾國藩因父親去世而返鄉守孝,直至同年7月獲得皇帝批准在家服喪三年。在此期間,他還修建了「思雲館」作為紀念。
至咸豐八年(1858年),曾國藩重返前線。5月19日,在李續賓和楊岳斌的帶領下,湘軍終於攻克九江,標誌着南方戰場上的一個轉折點。隨後,根據皇帝命令,曾國藩開始着手處理浙江及福建地區的軍務問題。
五、攻佔江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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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九年(1859年)11月,曾國藩制定了一個四路進兵的戰略計劃,旨在通過多點突破來削弱太平天國的控制區域。根據這一計劃,曾國藩親自指揮攻取安慶,同時派遣多隆阿、鮑超進攻桐城,胡林翼負責舒城,李續宜則向廬州發起攻勢。這些行動不僅是為了佔領關鍵城市,更重要的是要切斷太平軍的補給線,從而逐步孤立其核心地帶——天京(今南京)。
進入咸豐十年(1860年),湘軍在太湖地區取得了重要勝利,擊敗了太平天國的重要將領陳玉成。然而,在同一時期,兩江總督何桂清因害怕太平軍而放棄了常州,並逃往上海,這導致蘇州和常州相繼落入太平軍手中。面對如此嚴峻的局面,清廷迅速作出反應,任命曾國藩為兩江總督,並授予他兵部尚書銜,要求他立即前往江蘇主持大局。同年6月,曾國藩正式接任兩江總督,並以欽差大臣的身份督辦江南地區的軍務。7月,朝廷進一步授權曾國藩負責皖南地區的軍事行動,這意味着他的權力範圍得到了極大的擴展。
隨着權力的增加,曾國藩開始着手調整戰略部署,準備對太平天國發動最後的攻勢。咸豐十一年(1861年)9月5日,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湘軍終於攻克了安慶這座重鎮,這對太平天國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打擊。9月25日,曾國藩將指揮部遷至安慶,以此作為進一步進軍的基礎。為了表彰他在戰場上的貢獻,同年12月20日,朝廷授予曾國藩太子太保銜,並命令他督辦蘇、皖、浙、贛四省的軍務,所有巡撫、提督及以下官員均需聽從其指揮。同月,曾國藩還在安慶創辦了內軍械所,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官辦軍事工業機構,對於提高軍隊裝備水平具有重要意義。
到了年底,曾國藩明確了接下來的戰略方向:由弟弟曾國荃率領主力部隊直接圍攻金陵(即天京),左宗棠負責浙江戰事,而李鴻章則專注於收復上海及其周邊地區。這樣的佈局旨在形成對太平天國首都的有效包圍圈,並最終實現對其徹底消滅的目標。
同治元年(1862年)初,曾國藩被正式任命為兩江總督兼協辦大學士,這標誌着他在清朝政壇上的地位達到了頂峰。與此同時,曾國荃也被提拔為浙江按察使。2月中旬,左宗棠率軍進入浙江;4月,李鴻章抵達上海並着手組建淮軍,以加強該地區的防禦力量。5月,曾國荃率部進駐雨花台,與彭玉麟指揮下的水師緊密配合,開始了對天京的全面圍困。面對日益緊迫的局勢,洪秀全不得不下令各地太平軍回援天京,集結起約二十萬大軍試圖打破湘軍的封鎖。儘管太平軍發起了多次猛烈反攻,但未能改變戰局,雙方在長達四十多天的大規模戰鬥中互有勝負,但總體上湘軍佔據了優勢。
時間來到同治三年(1864年),隨着鐘山戰役的勝利,湘軍成功完成了對天京的最後一道防線的突破,實現了對該城的完全合圍。7月初,經過長期圍困後,湘軍終於攻破了天京城牆,宣告了太平天國運動的終結。這場歷時十四年的農民起義至此畫上了句號。作為此次戰役的最大功臣,曾國藩受到了清廷的高度讚揚,被加封為太子太保、一等侯爵,並獲賜雙眼花翎,成為當時文官中極少數能夠獲得如此殊榮的人物之一。
六、追剿捻軍
同治四年(1865年),隨着太平天國的覆滅,曾國藩並未得到太多喘息的機會,很快又面臨着新的挑戰——捻軍起義。這一年,他在文化教育方面繼續發揮影響力,編纂了《鳴原堂論文》並主持修葺種山、尊經兩書院,同時還不忘資助貧困學生。然而,到了5月26日,曾國藩接到了北上山東剿滅捻軍的任務。
抵達徐州後,曾國藩開始實施其精心策劃的戰略方案,包括設置重鎮防禦體系、沿河圈圍封鎖、清野查圩以切斷敵人的補給線以及利用騎兵部隊進行追蹤打擊。這一系列措施旨在針對捻軍流動性強的特點,通過限制其活動範圍來逐步削弱其實力。為了加強軍事力量,他還沿途招募新兵,並着手調整長江水師的組織結構和規章制度。
進入同治五年(1866年),曾國藩被任命為欽差大臣,負責指揮周家口一帶的剿捻行動。面對捻軍靈活多變的戰術,曾國藩採取了更為嚴密的防禦策略。他試圖通過構建「沙河百里防線」來形成一道天然屏障,阻止捻軍的滲透。
七、主辦洋務
曾國藩不僅在軍事和政治領域有着卓越的成就,他還是晚清洋務運動的重要推動者之一。早在咸豐十年(1860年),他就提出了「師夷智以造炮製船」的主張,認為通過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可以增強中國的國防力量,並為國家帶來長遠的利益。這一思想體現了他對當時國際形勢的敏銳洞察以及對現代化建設的前瞻性思考。
同治元年(1862年),曾國藩在安慶設立了內軍械所,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早嘗試引進西方技術來生產武器裝備的機構之一。該所成立後不久,他就委託徐壽、華蘅芳等科學家着手試製輪船。經過不懈努力,這批技術人員終於克服了重重技術難題,在1865年成功建造出了中國第一艘自行設計製造的蒸汽動力船隻——「黃鵠號」。這標誌着中國開始邁出了自主發展現代艦船工業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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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太平天國起義逐漸平息,曾國藩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推動國家現代化建設上來。同治六年(1867年)3月,他在江南製造總局下設立了專門負責船舶製造的部門,並計劃創辦譯書館,以便更好地吸收西方科技知識。這些舉措充分展示了曾國藩希望通過加強海軍建設來抵禦外來侵略的決心。然而,由於初期面臨着諸多挑戰,如資金短缺和技術瓶頸等問題,導致造船項目進展緩慢。儘管如此,在曾國藩及其團隊的努力下,江南製造局最終還是得到了快速發展,並成為當時國內規模最大、設備最先進的一家軍工企業。
同年5月,為了進一步擴大規模並提高生產能力,曾國藩與李鴻章共同決定將江南製造總局從虹口遷至高昌廟地區。新址佔地更廣,設施更加完善,為後續的大規模生產奠定了堅實基礎。與此同時,曾國藩還被補授為體仁閣大學士,彰顯了其在朝中日益增長的政治影響力。
進入同治七年(1868年),曾國藩繼續致力於推進各項改革措施。4月份,他被改授為武英殿大學士;5月底,親自前往上海視察江南製造總局的工作情況;8月份,則奉命調任直隸總督一職。在這段時間裏,江南造船廠也取得了重要進展,9月份時,由該廠試製的第一艘輪船順利抵達江寧(今南京)。曾國藩特意登船進行了試航,並為其命名為「恬吉」,寓意着國家能夠長治久安。到了年底,曾國藩返回北京述職,期間拜見了慈禧太后及同治皇帝。
八、直隸政事
同治七年(1868年),曾國藩被任命為直隸總督,這一職務使他成為了清朝北方地區最重要的地方官員之一。然而,在同治九年(1870年)的夏天,天津爆發了一場震驚中外的教案——天津教案,這成為曾國藩任內最為棘手的問題之一。
天津教案起因於當地民眾對外國傳教士及教堂的強烈不滿,尤其是關於外國人拐賣兒童、挖眼剖心等謠言四起,引發了廣泛的恐慌和憤怒。最終導致了大規模的暴力衝突,數十名外國人在這次事件中喪生。消息迅速傳開後,不僅在中國國內引起了巨大反響,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
面對如此複雜的局面,曾國藩在接到朝廷催促處理此案的上諭後,迅速從保定趕往天津,並立即着手調查真相。為了儘快平息事態,減少對立面,曾國藩決定先解決與俄、英、美三國之間的糾紛,而不將法國問題一併處理。對於法國領事、神甫以及教堂被攻擊的原因,曾國藩採取了審慎的態度,通過仔細審訊涉案人員並親自走訪調查,他對關鍵證人武蘭珍的供詞提出了三點質疑:首先,武氏的供述前後不一致;其次,關於教堂內有大量兒童被拐的說法缺乏確鑿證據;最後,經過詢問數百名當地百姓,所謂的「挖眼剖心」之事純屬無稽之談。
基於這些調查結果,曾國藩認定有關「挖眼剖心」的指控完全是謠言,並據此作出了結案決定。儘管在整個處理過程中,曾國藩始終採取了一種相對溫和且妥協的態度,但他也展現出了堅定的原則立場。當外國方面要求處決天津府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以及將軍陳國端三人時,曾國藩堅決反對這種過分的要求,並頂住壓力進行了長時間的談判。最終,通過艱苦努力,雙方達成協議,改為流放天津縣、府官員,並賠償46萬兩白銀給受害方,同時派遣崇厚率領代表團前往法國道歉。
然而,這樣的處理方式並未得到朝廷內部及廣大民眾的認可。許多人認為曾國藩過於軟弱,未能維護國家尊嚴。省館所書寫的楹聯甚至遭到破壞,以示對其不滿。面對輿論的壓力和個人健康狀況的惡化,曾國藩感到非常沮喪。在此情況下,他請求李鴻章接手後續事宜。同年九月,隨着案件正式結束,曾國藩因處理不當而受到指責,隨後被調離直隸總督職位,重新擔任兩江總督。
九、回任兩江
同治九年(1870年),兩江總督馬新貽在南京被平民張汶祥刺殺,這一事件震驚了朝野。面對如此重大的刑事案件,朝廷急需一位經驗豐富且威望高的官員來處理此事。於是,曾國藩再次被任命為兩江總督,並被派往南京審理此案。此時的曾國藩雖然已經年過花甲,但依然以其深厚的政治理解和卓越的行政能力承擔起了這項艱巨的任務。
抵達南京後,曾國藩迅速展開了對馬新貽遇刺案的調查工作。他不僅詳細審訊了犯罪嫌疑人張汶祥,還廣泛收集證據,試圖還原案件真相。經過一系列嚴謹細緻的調查,最終認定張汶祥因個人恩怨而行兇,並非有組織的政治陰謀。儘管這起案件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但由於曾國藩處理得當,避免了更大範圍的社會動盪。
進入同治十年(1871年),隨着馬新貽案告一段落,曾國藩開始將更多精力投入到推動教育與科技發展上。8月19日,他聯合李鴻章向朝廷提交了一份關於選派優秀子弟出國留學的奏摺——《擬選子弟出洋學藝折》。這份文件提出了一個大膽而前瞻性的建議:通過派遣年輕學子前往西方國家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以期培養一批能夠引領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人才。為了確保計劃順利實施,曾國藩提議在美國設立「中國留學生事務所」,並推薦陳蘭彬、容閎分別擔任正副委員常駐美國負責管理留學生事務;同時,在上海設立幼童出洋肄業局,由劉翰清負責選拔及安排學生出國前的各項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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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九月,曾國藩親自視察了水陸各營防務情況,並對部隊訓練進行了指導。十一月,他到達上海,進一步落實留學項目的具體細節。到了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27日,曾國藩再次領銜上奏,敦促朝廷儘快批准派遣留學生的提案。在他的不懈努力下,這個旨在促進國家長遠發展的教育改革措施終於得到了官方的認可和支持。
然而,就在一切似乎都在朝着積極方向發展之時,曾國藩的身體狀況卻出現了嚴重惡化。從那以後,他時常感到腳部麻木,並伴有言語障礙的症狀。這些健康問題給他的日常工作帶來了極大的困擾。不幸的是,在同年二月初四日(即1872年3月12日),曾國藩在南京西花圃散步時突然發病,隨後在兒子曾紀澤的攙扶下回到書房,不久便溘然長逝,享年61歲。
曾國藩去世的消息傳來,整個南京城沉浸在悲痛之中,無數百姓自發地走上街頭表達哀悼之情。為了紀念這位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以及教育先驅,人們紛紛繪製其肖像進行祭拜。朝廷方面也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宣佈全國停止辦公三天以示哀悼,並追贈曾國藩為太傅,賜予「文正」諡號。此外,還在京師昭忠祠和賢良祠中供奉其靈位,並命令各省建立專門的祠堂以永久緬懷其功績。
同年6月25日,曾國藩的靈柩被運送回故鄉長沙。7月19日,安葬於長沙南門外金盆嶺。兩年後的同治十二年(1873年)12月13日,根據家屬意願,遺體被改葬至善化縣(今長沙市望城區)湘西平塘伏龍山,與夫人歐陽氏合葬一處。直至今日,位於長沙市嶽麓區坪塘街道伏龍山的曾國藩墓仍然是人們瞻仰這位晚清名臣的重要場所之一。
結語
綜上所述,曾國藩作為晚清時期的傑出代表人物之一,無論是在軍事鬥爭、政治變革還是文化建設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雖然在其職業生涯中也存在爭議之處,但他所展現出的那種勇於擔當、不斷進取的精神品質,至今仍值得後人學習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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