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歷史着名人物 第229章 清廷重臣那彥成：從翰林新秀到朝堂柱石

    一、早期經歷

    那彥成作為清朝乾隆朝名將、大學士阿桂的孫子，在清朝官場上具有較高的起點。他的家族背景不僅為他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環境，也為他在仕途上的發展鋪平了道路。那彥成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考中了進士，這標誌着他在科舉制度下的初步成功，也意味着他從此步入了朝廷的精英行列。成為進士之後，那彥成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這是對才華出眾者的特殊榮譽，也是進一步升遷的重要台階。不久之後，他擔任了翰林院編修，並開始進入核心權力機構之一的南書房供職，表明他的才能得到了皇室的認可。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那彥成被任命為內閣學士，這是一個重要的職務，負責協助皇帝處理政務，並參與國家政策的制定。在此期間，他逐漸積累了豐富的行政經驗和廣泛的人脈關係，這些都為他未來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隨着職務的不斷提升，那彥成先後擔任了工部侍郎和戶部侍郎，並且還兼任了翰林院掌院學士。這些職務涉及到了國家建設與財政管理的核心領域，顯示了他在經濟和技術方面的才能受到了重視。

    到了嘉慶四年（1799年），隨着權臣和珅因貪污被罷黜，那彥成迎來了仕途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他被任命為工部尚書，併兼任鑲白旗漢軍都統。

    二、鎮壓起義

    嘉慶初年的白蓮教起義是中國歷史上一次規模較大的農民起義事件。這次起義發生在清朝嘉慶年間，起源於對官府腐敗、賦稅沉重以及自然災害頻發的不滿情緒。起義的核心人物之一是樊學明，而張漢潮則是起義軍中的重要領袖之一。他們在湖北襄陽發起的反抗行動迅速波及到了周邊省份，包括陝西等地。

    由於起義軍的活動範圍廣泛，加之起義軍熟悉當地地形，能夠靈活機動，這使得清廷的鎮壓行動變得異常艱難。清廷最初派遣了參贊大臣明亮、成都將軍慶成以及陝西巡撫永保協同作戰，但由於三人之間存在矛盾，無法形成有效的合作，導致了四年的僵持局面，起義軍得以繼續活躍。

    到了嘉慶四年（1799年），清廷決定調整戰略，任命那彥成為欽差大臣，負責督率明亮的部隊，並且撤換了慶成和永保。明亮在得知自己需要聽命於那彥成後，開始積極行動，最終成功擊敗了張漢潮的部隊，並將其處決。然而，這場勝利並未能徹底平息起義，因為起義軍的餘部仍在繼續抵抗。

    張漢潮被殺後，起義軍的核心力量分散，其中一部分由冉學勝領導，他們撤退至秦嶺山區，利用複雜的地形進行游擊戰，給清軍造成了極大的困擾。那彥成雖然多次擊敗起義軍，但未能阻止其進一步向湖北、河南等地擴散。

    在此期間，清軍也遭受了重大損失，總兵施縉在戰鬥中犧牲。嘉慶帝對於那彥成未能有效控制局勢感到不滿，認為他沒有盡到職責，導致起義軍的力量擴散。因此，嘉慶帝下令剝奪了那彥成在軍機處和南書房的所有職務，並要求他返回京城報告詳細的軍事情況。

    三、仕途受挫

    在處理白蓮教起義的過程中，那彥成作為欽差大臣的表現並未達到嘉慶帝的期望。尤其是在張漢潮被殺之後，起義軍的餘部依然活躍，並且在一定程度上繼續威脅着清廷的統治。面對這樣的局面，那彥成對局勢的評估比朝廷所獲得的情報要悲觀得多。當嘉慶帝詢問起義軍是否可以被徹底平定時，那彥成卻以「天命劫數」這樣模糊而消極的態度來回應，這種回答顯然無法讓嘉慶帝滿意。

    在嘉慶帝看來，「天命劫數」的說法不僅沒有展現出積極解決問題的決心，反而顯得像是推卸責任，缺乏作為臣子應有的忠誠與擔當。這樣的回答無疑激怒了嘉慶帝，他認為那彥成的態度不僅不利於鼓舞士氣，反而可能動搖軍心，影響到整個平叛行動的進展。

    因此，嘉慶帝決定採取嚴厲措施，免除了那彥成的尚書、都統等重要職務，並將其貶謫為翰林院侍講，以此作為對其態度和表現的懲戒。

    四、再度起用

    那彥成在經歷了仕途的重大挫折後，並未就此沉寂。嘉慶七年（1802年），他逐漸獲得了朝廷的信任，再次升任為內閣學士。這一年，他還被委派處理廣東天地會與當地民眾之間的衝突。那彥成憑藉其出色的治理能力，妥善解決了這一棘手問題，得到了嘉慶帝的認可與嘉獎，並很快被晉升為禮部尚書。

    在嘉慶九年（1804年），那彥成的職位進一步提升，他被任命為軍機大臣，並隨後出任陝甘總督，肩負起當地治安管理的重要職責。鑑於他在鎮壓白蓮教起義時所表現出的一些不足，如過於自負等性格上的弱點，嘉慶帝多次提醒他要克服這些缺點，以便更好地完成任務。

    不久之後，那彥成又被調任為兩廣總督，主要負責廣州的對外貿易事務以及打擊沿海地區的海盜活動。在這段任職期間，那彥成採取了靈活的策略，通過獎賞或赦免的方式成功招降了五千餘名海盜，有效地削弱了海盜勢力，保障了海上貿易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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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那彥成在處理海盜問題時，也因過度使用賞賜的方法而受到批評，甚至因此遭到了彈劾，並被發配至伊犁軍台，以示懲罰。

    不過，那彥成的才能並沒有被完全埋沒。嘉慶十二年（1807年），他再次被朝廷重用，先後擔任了喀喇沙爾辦事大臣、西寧辦事大臣及江南副河道總督等職。到了嘉慶十四年（1809年），他又回到了陝甘總督的崗位，繼續為國家效力。

    五、平定教亂

    嘉慶十八年（1813年），中國北方地區爆發了由天理教領導人林清和李文成主導的大規模起義。此次起義迅速發展，對清廷構成了嚴重威脅。起義軍在多個地區活動，其中林清在北京郊區的黃村組織起義，而李文成則在河南滑縣領導另一支起義隊伍。

    面對日益嚴峻的局面，清廷最初命令直隸總督溫承惠負責鎮壓，但由於溫承惠未能有效控制局勢，清廷決定派遣更有經驗的那彥成前往指揮。那彥成當時擔任陝甘總督，因其在之前的平叛行動中有過成功的經歷，被任命為欽差大臣，負責協調直隸、山東、河南三地的清軍力量，全力鎮壓起義軍。此外，清廷還調派了楊遇春協助作戰，加強了鎮壓力量。

    那彥成接到命令後，立即從陝西潼關出發，率領軍隊經孟津渡過黃河，抵達河南衛輝。在衛輝，那彥成了解到滑縣一帶起義軍人數眾多，達到了三萬之眾。面對如此龐大的起義軍，那彥成並沒有貿然進攻，而是採取了更為謹慎的戰略，集結兵力，對起義軍進行了包圍。

    在準備充分的情況下，那彥成指揮清軍對起義軍實施了圍剿。起義軍雖然人數眾多，但在清軍嚴密的包圍下，逐漸陷入了困境。最終，起義軍的主要領導者李文成和他的幾位主要同伴在被圍困的情況下選擇了自焚，以身殉道，表明了他們堅定的信念和對抗到底的決心。

    隨着李文成等人的犧牲，起義軍失去了核心領導力量，起義也隨之失敗。那彥成因在此次鎮壓起義中的出色表現，受到了嘉慶帝的高度讚揚，並因此被授予太子少保銜，加封為三等子爵，賞戴雙眼花翎，並獲准祭拜其祖父阿桂的陵墓，彰顯了皇恩浩蕩。此外，那彥成還被任命為直隸總督，以表彰他的功績。

    六、再次被貶

    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那彥成在擔任陝甘總督期間，因涉嫌濫用賑災糧食款項而面臨嚴重的指控。賑災款項本應用於救濟受災民眾，但那彥成卻因管理不當或挪用資金而遭到彈劾。這一行為在當時被視為嚴重的瀆職和腐敗，嚴重影響了民眾的生活，也損害了清廷的聲譽。

    在調查之後，那彥成的行為被認為應當受到嚴厲的法律制裁，根據當時的法律規定，他被判處死刑。然而，那彥成在得知判決後迅速籌集資金，賠償了所有涉及的款項。這一舉動或許是為了減輕自己的罪行，也顯示了他在緊急時刻的應對能力和資源調動能力。

    與此同時，正值那彥成的母親去世，這使得原本就處於不利地位的那彥成更加處境艱難。嘉慶帝考慮到那彥成在平定天理教起義中所做出的貢獻，認為他仍有可取之處，並未選擇執行死刑判決。相反，嘉慶帝決定給予那彥成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原本計劃將其發配至伊犁軍台服役贖罪。

    但是，鑑於那彥成母親去世的情況，嘉慶帝最終決定寬恕那彥成，免去了他的流放處罰。

    七、東山再起

    在清朝嘉慶與道光年間，有一位名叫那彥成的重臣，其仕途跌宕起伏，卻總能在關鍵時刻展現才華，實現「東山再起」。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那彥成的職業生涯邁出了重要一步，他被任命為翰林院侍講，這一職位不僅標誌着他學識的認可，也為他日後的仕途奠定了堅實基礎。隨後，他步步高升，歷任理藩院尚書、吏部尚書、刑部尚書等高官，展現了卓越的行政才能和法律智慧。

    然而，仕途並非一帆風順。道光二年（1822年）十月，那彥成再次被委以重任，出任陝甘總督。這一任命背後，是青海境內的一場民族糾紛：黃河以南的藏民突然襲擊了黃河北岸的蒙民，導致雙方關係緊張。面對這一複雜局面，那彥成迅速行動，他首先果斷地逮捕並處決了挑起事端的藏民首領，有效遏制了事態的進一步惡化。同時，他切斷藏民的武器供應，對受害者蒙民進行安撫，並在沿河地區增派軍隊，對藏民實施嚴格管制，以此確保地區穩定，最終成功平息了這場糾紛。

    道光五年（1825年），那彥成的仕途再次迎來高峰，他第二次被任命為直隸總督，這一職務使他成為北方重鎮的最高行政長官，肩負着維護地方治安、促進經濟發展的重任。

    道光七年（1827年），新疆地區爆發張格爾叛亂，局勢動盪不安。由於那彥成對新疆情況了如指掌，他頻繁受到道光帝的召見，成為皇帝決策時的重要參謀。清軍平息叛亂後，那彥成被任命為欽差大臣，負責處理戰後善後事宜。他深知穩定邊疆的重要性，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加強對參贊大臣的考核與監督，提議允許他們攜帶家眷赴任，以穩定人心，增強官員的歸屬感與責任感。同時，他親自參與並主導了新疆城垣的修建工作，強化了邊防要塞的軍事部署，這些舉措極大地提升了邊疆地區的防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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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彥成的努力與成就得到了道光帝的高度認可。同年，因他在戰後善後工作中的出色表現，被賜予太子太保銜，並賞戴象徵榮譽的雙眼花翎，其肖像也被繪製並陳列於紫光閣，成為後世敬仰的典範。

    八、晚年

    道光九年（1829年），那彥成接到了詔書，被召回北京。在此之前，他已經歷經了多次仕途起伏，包括因濫用賑糧款項而被發配伊犁軍台，後因母親去世及嘉慶帝的寬恕而免於發配。回到京城後不久，那彥成再次被委以重任，重返直隸總督的崗位。

    就在那彥成回到直隸總督任上時，新疆邊疆再次爆發了衝突。處理此次事件的欽差大臣認為，這次邊疆紛爭的根源在於那彥成之前平定張格爾叛亂時採取的政策。那彥成在處理張格爾叛亂時，實行了「沒收財產、禁止貿易」的嚴厲措施，這可能激化了當地的矛盾，導致了後續的不穩定局勢。

    到了道光十一年（1831年），清廷正式認定那彥成在處理新疆事務上的政策失誤，導致了邊疆局勢惡化，因此以「誤國肇釁」的罪名將其革職。這一決定反映了清廷對於邊疆治理的高度重視，以及對官員決策失誤的嚴肅態度。

    兩年後，即道光十三年（1833年），那彥成去世，享年七十歲。儘管他在晚年遭遇了革職的打擊，但道光帝在回顧其一生功績時，仍然肯定了他在平定起義方面所做的貢獻。為此，道光帝特賜予那彥成尚書銜，並追贈其諡號為「文毅」，以表彰其在維護國家穩定方面所付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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