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歷史着名人物 第197章 王錫爵——明朝文壇領袖

    一、嘉靖時期

    王錫爵，這位出生於嘉靖十三年（1534年）的明代理學大家與政治人物，自幼便展現出非同尋常的天賦與品格。其父王夢祥乃南京國子監監生，而母親吳氏出身富戶，王錫爵出生之際，群雀在其家樓中鳴叫，被視為吉祥之兆，因而得名「錫爵」。

    嘉靖十八年（1538年），王錫爵開始接受教育，他過目不忘的能力讓他迅速嶄露頭角，被塾師譽為神童。然而，命運似乎總愛考驗英才，翌年他染上了危及生命的痘症，幸虧母親吳氏無微不至的照料，才得以康復。這些早期的經歷塑造了他堅韌的性格。

    嘉靖十九年（1540年），當面臨族人兄弟間的財產紛爭時，王錫爵拒絕了賄賂，將銀子投入河中，顯示了他超乎年齡的清廉與正直。數年後，他在房樑上寫下「會元」二字，預言了自己未來的科舉輝煌。

    嘉靖三十年（1551年），王錫爵迎娶了嘉定人朱氏，開始了婚姻生活。兩年後，他在科試中拔得頭籌，文章被士人視為典範。此後數年間，他在科舉道路上屢創佳績，包括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的鄉試中取得優異成績，同年女兒曇陽子的出生為家庭增添了喜氣。

    到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王錫爵在禮部會試中一舉奪魁，成為會元，並在廷試中位列第二，被授予翰林院編修一職。同年，兒子王衡的出生更是錦上添花。三年後的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王錫爵的父母和妻子均因其成就而獲朝廷封贈，彰顯了家族的榮耀。

    進入隆慶時期，王錫爵的仕途並非一帆風順。在隆慶元年（1567年），他擔任經筵講官，因其出色表現獲得嘉獎。然而，在隆慶五年（1571年），他因與首輔高拱意見不合，遭排擠而被調往南京翰林院。這一系列事件展現了明代政治的複雜性。

    隆慶六年（1572年），隨着穆宗駕崩，萬曆帝即位，王錫爵的命運再次轉變。他被召回北京，擔任穆宗實錄副總裁，家族也因此獲得了更高的封賞，標誌着他政治生涯的新篇章。

    二、政壇沉浮與道德堅守

    萬曆元年至萬曆十二年（1573-1584年），王錫爵在明代政治舞台上經歷了從地方主考官到內閣重臣的蛻變，這一時期不僅見證了他個人的輝煌，也映射出明代官場的複雜與變遷。

    萬曆元年（1573年），王錫爵執掌右春坊，後於萬曆二年（1574年）升任侍講學士，加四品服色，同年又出任國子監祭酒，顯示了他在教育改革上的雄心與實踐。萬曆三年（1575年），他試圖在國子監恢復積分法，旨在提升貴族子弟的學識與道德，對貧寒學子則慷慨解囊，體現了其公正無私的一面。

    然而，王錫爵的政治生涯並非一路坦途。萬曆五年（1577年），戶部侍郎李幼孜提出的「奪情」爭議，暴露了官場的矛盾與張力。王錫爵雖無力阻止皇帝對吳中行等人的處罰，但他的人道關懷在為受罰者餞行的行動中得以體現，彰顯了其不同於一般官員的仁慈與同情。

    張居正的倒台，成為王錫爵政治生涯的轉折點。萬曆十一年至十二年（1583-1584年），張居正死後，朝野間掀起了一股清算風潮。在眾多官員趁機落井下石之際，王錫爵卻獨樹一幟，上書力陳張居正執政期間的功績，呼籲保留國家體面，展現了罕見的政治勇氣與道德堅持。

    萬曆十二年（1584年），王錫爵正式入閣，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的身份，提出了多項革新建議，包括疏遠諂媚之臣、禁止鑽營求官、節約開支等，均被神宗採納。他的直言敢諫，不僅贏得了君主的信任，也樹立了其在朝野內外的威望。

    三、權力博弈與國本之爭

    萬曆十四年至萬曆二十二年（1586-1594年），王錫爵在明代政治舞台上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尤其是圍繞國本問題的鬥爭，展現了他複雜的政治立場與策略。以下是這一時期王錫爵職業生涯的關鍵節點。

    萬曆十四年（1586年），王錫爵擔任會試主考官，進一步鞏固了其在教育體系中的影響力。然而，真正的考驗出現在萬曆十六年（1588年），面對江南大荒，他請求減免稅糧，展現了對民生疾苦的關注。同年，王錫爵因政績顯着而被加封太子太保，但他謙遜地請辭，最終改封太子少保，體現了其淡泊名利的品格。

    萬曆十六年（1588年），王錫爵之子王衡在鄉試中奪魁，引發輿論風波。王錫爵堅決為自己和兒子辯護，儘管王衡在複試中依舊名列前茅，但這起事件對王錫爵的聲望造成了一定影響。同年，他與申時行共同反對開礦的提議，顯示出對環境保護和國家長遠利益的考量。

    萬曆十八年（1590年），國本之爭達到高潮。神宗牽着皇長子的手，暗示不會廢長立幼，但並未明確表態。王錫爵上疏力促神宗早立皇儲，以定國本，但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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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王錫爵回朝擔任首輔，面對國本危機，他提出了「三王並封」的策略，企圖解決神宗的猶豫不決。這一舉動引發了朝野的強烈反彈，王錫爵成為眾矢之的，最終被迫撤銷提議。同年秋，王錫爵再次力勸神宗早定國本，強調皇長子的教育問題，觸動了神宗的心弦。

    四、晚年

    在萬曆朝的晚期，王錫爵的政壇生涯進入了最為複雜的階段。作為首輔，他奏請停止江南織造、江西陶器的繁重貢賦，減輕雲南的貢金壓力，甚至動用內庫資金賑濟河南饑民，這些舉措得到了神宗的全力支持，彰顯了王錫爵在處理政務時的務實與民本精神。

    然而，正當王錫爵在朝堂上力圖推動改革之時，考功郎中趙南星的公正考核卻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趙南星罷黜不合格官員的行動觸及了內閣成員的利益，其中包括大學士趙志皋的弟弟以及王錫爵的舊屬，這直接導致了內閣與部臣之間的激烈衝突。神宗最終的裁決是將趙南星降級並革職，連帶一批為其申冤的大臣也被貶謫，這一系列事件令朝臣對王錫爵產生了極大的不滿，認為他是幕後主導。

    面對洶湧的輿論壓力，王錫爵多次上書辯解，但收效甚微。在無奈之下，他連續八次上書請求辭去首輔之職，最終選擇了歸隱田園，遠離了朝堂的紛擾。七年後，皇太子冊立東宮，神宗特意派遣官員前去慰問王錫爵，表達了對這位老臣的深切懷念與肯定。

    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神宗再次想起王錫爵，希望他能夠重新出山，委以重任。面對神宗的盛情邀請，王錫爵雖然感激，卻堅決辭謝。他對言官勢力的擔憂促使他向神宗建議，對待奏章應當保持一種超然的態度，這一言論激起了言官們的強烈反彈，舊賬新仇一併湧出，王錫爵的名聲再度陷入爭議之中。

    最終，王錫爵選擇堅守自己的底線，拒絕重返政壇，他更加堅定了歸隱的決心。三年後，這位曾經的首輔病逝於家中，享年77歲。朝廷追贈他太保銜，賜諡號「文肅」，以表彰他一生的貢獻與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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