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剛要下班,芸姐急急忙忙跑來單位找我,我連忙招呼她坐下,問:「這時候趕來縣城,有啥要緊事?」她嘆了口氣,氣急敗壞地說:「我昨天夜裏就趕來了。你知道嗎?王小峰家又出事了,這一回,可是出大事了,天大的事!」
「啊!又出事了?什麼天大的大事?」我吃驚地問。
「也不知道他家交上什麼倒霉運了,出門就倒霉!他父親好好地在建築站蓋房子,想賺些錢回來還賬;誰能想到,昨天一陣大風颳過來,腳手架倒塌了,他父親從腳手架上摔下來,把一條腿給摔斷了!工人七手八腳先送到鄉里醫院,醫生說傷勢嚴重,鄉醫院設備不齊全,做不了手術,叫送來縣醫院搶救,所以急忙僱車又送來縣醫院。小峰接到信,安排他媽媽在家,又來告訴我,我們就連夜趕來了。」
「一陣風就把腳手架颳倒了!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我不解地問。
芸姐解釋說,建築站的腳手架都是用竹竿搭設的,平時也沒有事,昨天颳大風,腳手架吱嘎吱嘎地響,他們也沒有在意,照樣幹活。突然,綁紮腳手架的一根繩子磨斷了,腳手架上的搭板脫落下來,上面的三個瓦工當即就摔下來,造成一死兩傷的慘劇。一個小青年腦漿迸裂,當即死亡;王小峰父親一條腿嚴重摔傷,另一個摔斷了胳臂。死亡的一家人正在建築站大鬧,兩個受傷的都送在縣醫院搶救,工程也停工了。
芸姐介紹完情況,看着我着急地說:「妹,你說倒霉不倒霉?他家的事剛有點眉目,又發生這種事,這不是要人命嗎?」我問王小峰呢,芸姐說在縣醫院守着他父親吊水呢。我見事情嚴重,就說你帶我過去看看,有什麼需要幫助的,正好我父親也在縣城,我把他也找來。芸姐搖搖頭說,反正有建築站扛着,暫時也不用找人。
我跟隨芸姐匆匆來到縣醫院外科病房,看見王小峰坐在病床前正看着他父親吊鹽水;他父親的右下肢被一層層紗布包裹着,一片片滲出殷紅的血跡來。我走上前問道:「大叔,你覺得怎麼樣?」老人緊閉着眼睛,急促地呼吸着,沒有回答。王小峰說,父親疼得受不住,護士給打了止疼針,剛睡着不大會。他站起來坐到父親的病床上,把凳子讓給我坐。一條凳子,我和芸姐推讓了一會才坐下來。
我問王小峰,原來不是說你來上學,大叔就回家干農活嗎?他怎麼還在建築站蓋房子?王小峰說,原先這麼打算的不錯,只是工程沒完工,站長不讓回來,又不給結算工錢;田裏的莊稼他和母親才鋤過,也不太着急,只好留下多干幾天;沒想到就發生了這事情!他嘆息道:「人要該倒霉,什麼壞事都能趕上,真沒有辦法!」我說,這都是意外事故,誰也料想不到,要是事先想到了,還不來建築站幹這活呢。他自責道:「這都怪我啊!我要是不得這場病,家裏欠下這麼多錢,父親這麼大年紀,哪裏會到建築站蓋房子?他又不是建築站的職工,還是託了一個親戚的人情,好不容易才進去乾的。他全是為了我啊!我真是該死!」他拍打着自己的腦袋。
芸姐見王小峰痛苦自責,很同情他,連忙說:「話哪能這麼說?難道你想生病受罪、耽誤功課?世界上大概沒有這樣的人。事情攤上了,有什麼辦法?你就只好忍受,怪誰都沒有用。」我也幫着說:「還是芸姐想得開,說得對。事情攤上了,就得積極想辦法應對,不能總是埋怨自責,這樣只會自找痛苦,什麼問題也解決不了。」
王小峰見我和芸姐都這麼勸他,只好低下頭,停住自責。
我又問,出了這麼大的事故,建築站是怎麼賠償的?王小峰搖了搖頭,意思還不知道。芸姐解釋說,暫時只是送來治療,賠償的事還沒有談。才聽說摔死的那個,建築站打算賠償一萬元;主家不同意,雙方還在交涉,屍首也沒有下葬,說是已經鬧到鄉政府了。鄉政府的領導正在開會研究,還叫來派出所的警察維持秩序,生怕再鬧出事情來。我說一萬元是有些少了,人家好好的一青年人,又能幹活,又有技術,由於他們的腳手架出了問題,一下子就摔死了,人家大人孩子怎麼接受得了?說什麼也得多賠償一些,也好安撫安撫人心。芸姐嘆息說,不知道鄉里領導人能不能想到這一層,會怎麼研究決定。
王小峰說:事情難辦得很。建築站是鄉辦單位,基礎差,資金少,制度也不健全,職工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又沒有簽訂合同,賠多賠少都沒有依據,只在雙方交涉。根據以往的經驗,死主家人多勢眾,鬧得厲害的,就多賠償些;人丁單薄,來鬧的人少,壓力小的,就少賠償些。剛才我們兩家商量好了,現在只談治療,不談賠償的事,看看治療情況再談賠償。我說,這樣也對:如果大叔的傷治療好了,沒有什麼後遺症,賠償些撫養費也就算了;如果落下後遺症,喪失勞動能力了,那就另當別論了。王小峰說,我們也不奢望賠償多少錢,只盼望父親的傷早日痊癒,他能回家幹活,我也好早日回學校上課,千萬別像上學期,又把高考耽誤了。我說,不會的,這才是上學期,高考還早着呢;再說,大叔是摔傷,不是病,度過這幾天就好得快了。
這時,老人的手動了動,呻吟了幾聲,我剛要問候,他又睡着了。王小峰說:「叫他睡吧,醒來又疼痛得受不了。」我點點頭。又坐了一會,我掏出三十元錢對王小峰說;「我下午還要上班,就先回去了,下次再來看望大叔。這點錢留給大叔買點東西吃吧。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就去找我,千萬別客氣。」王小峰把錢塞給我說:「什麼都不需要,反正治療,招待,一切費用都是建築站的。你要上班,就先回去吧。有事再去找你。」
芸姐把我送出來。我問:「大叔的傷到底怎麼樣?」她說:「我也說不清楚,他不停地叫喊,疼得很,看樣子不輕!」我說疼一點倒沒什麼,就怕落下後遺症,以後不能下田勞動就壞事了。芸姐不無憂愁地說:「我也就怕這一點,萬一他不能勞動了,只怕小峰就不能上學了,這不是要他的命嗎?」
果不其然,隔了一天,芸姐又來找我,她說王小峰父親的右腿保不住了,這幾天一直高燒不退,醫生說腿上的肌肉和神經已經開始壞死,要截肢。我很吃驚,說:「截了肢,不就成殘廢了嗎?以後怎麼幹活?」芸姐說,沒辦法,醫生說,不截肢,就有生命危險。
我和芸姐趕到醫院,只見王小峰抱着頭坐在手術室門外的長椅上。我問:「大叔的手術已經做了?」他嘆了口氣,點點頭,卻沒有說話。我見他很痛苦的樣子,真想勸他幾句,可是又不知該說什麼好——只怕這時候,說什麼他也聽不進去,反會惹他更加痛苦傷心。我只好默默地陪着他坐等。
約莫又過了兩個多小時,手術室的門終於打開了,一名護士用手術車推出王小峰的父親來,他身上覆蓋着白色的床單,右腿的下半截明顯地虛掩着。此時仍處在半昏迷狀態,他嘴裏不停地呻吟着,說着一些聽不清楚的囈語。王小峰急忙迎上來,抱住父親,哭喊道;「爹,都是我害了你,兒子該死啊!」芸姐見王小峰悲傷,也連忙走過去,拉住他說:「現在不是哭的時候,你趕快到病房拾掇好病床,準備接應。」催着王小峰離開。於是,我和芸姐一邊一個護衛着手術車推進病房,同病房的親友看見一起過來幫助,大家七手八腳把王小峰的父親從手術車上抬上病床。護士過來吊鹽水,接上一些檢測儀器,又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項才離開。
王小峰的父親輕輕呻吟着,王小峰彎着腰看守着父親,眼睛裏注滿淚水,無限悲傷。芸姐圍着病床這邊塞塞,那邊拉拉,不知所措地忙碌着。又過了一陣,老人漸漸睡着了,王小峰和芸姐的情緒才稍稍安定些。我安慰他們說:「大叔做了手術,高燒就會消退,漸漸地創口癒合,就好了。」王小峰擦乾眼淚,點了點頭。情況明擺着是一場悲劇,還有什麼好說呢?情況太慘,我陪着看了一會便告辭離開。
半個月後,王小峰的父親出院了,他右腋下夾着拐杖,由王小峰和他母親攙扶着走出醫院大門。我和父親前去送行,買了一大包雞蛋糕送給他回家吃。我們說了一些安慰的話,他們只是默默地點頭,嘆息,卻很少說話。我和父親一直送到汽車站,看着他們坐上汽車方回。一路上我和父親唏噓不已,不時議論着這個不幸的家庭,議論着王小峰的前途,議論着芸姐的婚姻,儘管我們多從好的方面設想,但還是覺得這個家庭、家人難逃悲劇下場,芸姐的命運也不會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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