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玉仙緣 「老子過函關化胡」和「三教出一門」
東漢漢明帝年間,，張道陵初創道教時，為了拉抬聲望和名氣，抬出老子做為教祖，尊之為太上老君。這對道教後來的發展和傳播提供了一個廣闊的遐想空間。「老子過函關化胡為佛」的故事就是得益於這個廣闊的遐想空間，在佛、道兩教為爭奪信徒跨越千年的鬥爭中，成為道教弟子攻訐佛教的一個重要理論。
老子的在五十多歲時辭官西行，到函谷關時，在關令尹喜請求下他寫下了五千字左右的《道德經》，繼續西行，不知所終，那麼，老子會去哪兒呢？多年之後，後人就臆造出了他的去向，這就是過函關去西化胡為佛。
一、老子過函關化胡
關於老子過函關化胡為佛的傳說，早期有兩本書記載了這件事。
一是《太平經》，又名《太平青領書》，是道教最重要的經典之一，據說是東漢（25－220年）時期的道士于吉流傳下來的。但是，有人考證，認為《太平經》非一時一人之手，是多人長時期的增益而成，于吉僅是其撰人之一。所以，《太平經》裏關於老子過函關化胡為佛的傳說，是不是最早，無法定論。
三國時魏國人魚豢在《魏略·西戎傳》提到了老子過函關化胡為佛的傳說，可以認為是是最早的說法：「《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老子西出關，過西域天竺教胡，浮屠屬老子弟子，別號合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之如此。」在魚豢的書里，已經明確的把佛祖說成是老子的弟子。但是做為一種傳說，一個故事，對人們的影響僅僅是給人們一種感知。真正引起軒然大波的則是《老子化胡經》。
兩晉南北朝時期，佛道、兩教在爭奪信徒的過程中。經常出現各種和平形式的鬥爭，愈演愈烈。這期間湧現出了大量的宗教理論家。最激烈的鬥爭場合，莫過於「斗法會」。道、佛兩教，各自都在「斗法會」前做大量的準備，挑選一些博學善辯的道士、僧侶，在「斗法會」上，各執一詞，互相攻訐，抬高自己，貶低對方。《老子化胡經》就是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下產生的。
道教道士王浮，河南洛陽人。在西晉惠帝（公元290——306年在位）時期，為天師道祭酒（首領）。因為是一路首領，所以常常參加一些斗法會，每每大拜而歸。王浮羞惱之餘，便依據一些典籍、傳說，發揮自己的想像，編撰出一部《老子化胡經》。《老子化胡經》一問世，即在僧道優劣的辯論大試身手，大肆流行，影響很大。
《老子化胡經》巧妙的利用了《史記》中對老子的記載。老子過函谷關西行，「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然後巧妙的續出，老子去了天竺國，點(教)化胡人為佛。《老子化胡經》把佛祖如來硬說成是老子的弟子，因而對中國古代的宗教界、文化界、史學界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對佛門弟子來說，更是如鯁在喉，如芒負背。當時，長安有個名氣很大的和尚，叫帛遠，又名白遠，白遠和尚。號法祖，俗姓萬，河內（今河南沁陽）人，自幼出家，每日能誦經八九千言，深研大乘經典，又博讀世俗經史，以講習為業，僧俗弟子達千餘人。他聽說王浮作了《老子化胡經》，就一氣之下來到了洛陽，和王浮鬥法，辯論起佛道的先後高下，但結果竟然是不分輸贏。從此，《老子化胡經》便成為道士們攻擊佛教的堅兵利器。並且從此流行開來，影響甚遠。
對於《老子化胡經》的出現，佛教信徒們一直不服。也不惜大量編造歷史，抬高佛祖，貶低老子。如東晉僧侶支遁在《釋加文佛像讚序》中就說：「昔姬周之末，有大聖號佛，天竺釋王白淨之太子也。……絡聃周以曾玄」。他不僅把佛祖說成是老子的師父，還把老子和莊子說成是佛祖的「曾孫」和「玄孫」。梁朝和尚僧佑也在《出三藏記記》中指出：「昔祖平素之日，與（王）浮爭正邪，浮屠屈，即意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但無論是貶低老子也好，說《老子化胡經》謬誣也好，《老子化胡經》依然廣泛流行，經卷也由當初的一卷，逐漸繁衍增加為十卷，成為巨著。不僅內容強化，而且成為道士的必修經典。除了《化胡經》本身增修了內容，同時還有一些有關的新書出現，如：老子開天經，出塞紀，玄妙篇等等，廣傳天下，越打越強，越禁越多。《老子化胡經》之所以被認可。其原因正如恩格斯在《布魯諾·鮑威爾和原始宗教》一文中就說到的「民族神是能夠容忍別的一些民族神同他們在一起的，……但決不能讓他們高居在自己之上」這種民族自尊心理，具體有兩個方面，一方面迎合了華夏民族的自尊心理。中華民族的自尊心理在古代是很強烈的（崇洋媚外似乎是近代的居多）。一直自豪地認為我們是中央之國、中央上國等等，而稱其它國家則為「藩屬之邦」、「蠻夷之地」，其人則是「狄夷之人」，更有細化的稱呼叫「東倭西胡，南蠻北狄」。佛祖即便是個王子，出身高貴，那也是「藩屬之國」、「蠻夷之地」的胡人，「蠻夷之地」的胡人成聖成神，怎麼說也是令自尊心理極強的華夏民眾有點費解。而《老子化胡經》就適得其時地給出了答案，佛祖之所以成聖，是由老子教化、點撥的因素。這費解的問題就不費解了。況且老子是上古大賢，年齡又比佛祖略高一些，所以看起來就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從另一方面講，《老子化胡經》也迎合了統治階層的大一統心理。在以前的華夏大地，不光民眾的民族自尊心理強烈，統治階層的民族自尊心理也十分強烈，並且在此心理上延伸出一種自負心理，喜好「八方咸服，四方朝貢」，「蠻夷之地」的西土出了神，在華夏大地影響很大，怎麼說也感到不太自在。《老子化胡經》的出現也滿足統治階層的自負心理。所以，《老子化胡經》得到了一些朝代的統治者，特別是唐、宋朝統治者的積極認同。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老子化胡經》產生轟動效應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而隨着《老子化胡經》的傳播，另一種說法「三教出一門」也伴隨着「老子過函關化胡為佛」的故事應運而生了。
二、三教出一門
《史記》中《老子韓非列傳》對老子有這樣一段記載：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名耳，字聃，姓李氏。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當然，《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對老子的記載還有其它幾種說法，但這種說法是一種較為公認和通行的說法。
這一段文章里，詳細記述了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的事件。而孔子是春秋時期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元光元年（前134年）漢武帝召集各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到長安親自問策。廣川(今河北棗強東)人董仲舒(約公無前179年～前104年)，在這次問策中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為漢武帝所採納，運用了政權的強制力量使之得以推行，目的就是為了加強漢王朝封建中央集權制的統治。從此，儒學取得了唯我獨尊的地位，並長期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而漢武帝推崇的儒術，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陰陽家等各種不同學派的一些思想，與孔孟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漢武帝把儒術與刑名法術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雜之」的統治學說，而這一學說，從此也奠定了儒學唯我獨尊的地位，並長期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隨着歷史的沿革，儒家也就有了「儒教」之稱，這個教，也就成了人們常說的「三教」中的一教。後來就有一種說法：佛教出神；道教出仙；儒教出仕。
伴隨着「老子過函關化胡為佛」的故事應運而生的「三教出一門」之說，並沒有遭到儒學人士的牴觸和反對。反而得到了認同和追捧。這是除了有上述的關於《老子化胡經》產生轟動效應的原因的外，還有另外兩個原因，一是老子做為中華民族的先輩大賢有着無法撼動的歷史地位和睿智的哲學思想。二是儒學人士研習經典都是以一種形而上學，固步自封的形式來學習的。所謂「十年寒窗，苦讀經史」，就很形象的表現了這種學習方式，死記硬背，惟書惟上。只要書中有的，那就是經典。既然書中有記載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並且事後孔子還大加稱讚老子「其猶龍邪」，那麼，說「儒教」也源自於道教門下。對儒學人士來說，並不是一種什麼難堪的事，而是一種榮耀。
而張道陵初創道教之時，就抬出老子做為教庭祖師，並奉《道德經》道教中的經典。以此來宣揚其淵源流長。道教自動拜於老子麾下。所以，道、儒同出一門的理論一誕生，對道、儒人士而言，就成了很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但是，把佛教也說成是源自於道門之下，把釋迦牟尼說成是老子的弟子，就得不到佛門弟子的認同了。而《老子化胡經》一書的誕生，從此就誘發了一場佛、道兩教曠日持久的論戰。儘管佛教信徒們奮力反駁多年，但《老子化胡經》依然故我地影響着華夏大地，並且在此基礎上應運而生的「三教出一門」之說，與「老子過函關化胡為佛」的故事更是相映成輝。金元時期，隨着道教全真派的興起，《老子化胡經》和「三教出一門」之說興盛到了顛峰時期。
王重陽在創立全真教時，力倡三教一家，宣揚三教合一。以道教的《道德經》、儒家的《孝經》、佛教的《心經》為道教全真教派的必修經典。在他的言論、著作中，三教合一論更是俯拾皆是。如在《金關玉鎖訣》中說：「三教者，如鼎三足，……不離真道也。喻曰：似一根樹生三枝也。」在《示學道人》詩中說：「心中端正莫生邪，三教搜來做一家。義理顯時何有界？妙玄通後更無加。」又有詩云：「儒門釋戶道相通，三教從來一祖風。」在《答戰公問先釋後道》中稱：「釋道從來是一家，兩般形貌理無差。」等等。
隨着全真教在金元之際的大盛天下，《老子化胡經》和「三教出一門」之說的影響程度則是又上了一個台階。
1219年冬，在元太祖成吉思汗派近臣劉仲祿持詔書相邀，丘處機不顧自己72歲高齡，數萬里之遙的路途，惡劣的氣候和道路，率十八弟子萬里跋涉，歷時三年，在大雪山（今阿富汗東北巴達克山西南）的軍營謁見了成吉思汗，這位欲「救萬靈苦」、「敬天愛民」的道士，得到成吉思汗的賞識,，賜金虎牌、璽書，賦予「掌管天下出家人」的特權。1224年丘處機回到燕京，奉旨掌管天下道教，住天長觀(今白雲觀)。丘處機大建宮觀，廣收門徒，他囑告弟子們：「今大兵之後，人民塗炭，居無室，行無食者，皆是也。立觀度人，時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務，人人當銘諸心」。利用入全真教可豁免以及其它特權，「使其徒持牒召求於戰伐之餘」，讓在戰場上大量被俘虜的民眾得以復生，解救了大量漢族和女真族民眾。清朝乾隆皇帝為白雲觀的丘祖殿，題了一幅著名的對聯，稱頌丘處機救民於水火的奇功，曰：「萬古長生不用餐霞求秘訣；一言止殺始知濟世有奇功。」
全真教由祖師王重陽創立，其大盛於天下則緣於與丘處機的濟世救民的奇功。當時民眾信仰全真之事，隨處可見，其推行之遠，傳布之速，足以驚人。《奉聖州永昌觀碑記》云：「全真教興焉，淵真以明志，德修而道行。翁然從之，實繁有徒，其特達者各潛戶多」，「敦純樸素，有古遺民之遺風焉」。道出了全真教於金元之交的盛況。
全真教的興起，使《老子化胡經》和「三教出一門」之說的影響也到了顛峰時期。不過世事變幻無常，沒過多久，曾幾遭禁毀的但又頑強不屈地流傳下來的《老子化胡經》，卻沒有挺過元朝，終告亡佚。但故事是不屈不撓地流傳下來了。本屬南宗、而自認為北宗元代道士陳致虛，在《老子化胡經》被焚毀後的年代，依然將儒釋道三教，歸宗於老子，稱三教皆以老子之道為法。「天以清，地以寧，三光以明，萬物以榮，聖人、仙、佛以修以成。……孔子而佛，皆明此道，非別有一道也，後來乃分三教」。
三、《老子化胡經》被禁毀
《老子化胡經》的被禁毀，依然與「三教出一門」之說有關。王重陽力倡三教一家，宣揚三教合一。丘處機也有詩云：「儒釋道源三教祖，由來千聖古今同」。隨着全真教盛行天下，這種思想和理念也開始放大，《老子化胡經》也成為全真教徒佔據佛門寺院，合併佛教行動的理論指南。寺廟改道觀、佛教徒更道教者不計其數。
隨着全真教的興盛天下，已經引起了元朝統治者的忌憚。其原因一是影響和勢力也是越來越龐大，全真道的《清虛宮重顯子返真碑銘》稱：「東盡海，南薄漢淮，西北歷廣漠，雖十廬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修武清真觀記》也記載有這種盛況：「自邱往赴龍廷之召，……自是而後，黃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聲焰隆盛，鼓動海岳」。在邱處機的「立觀度人」的號召下，短短几十年間，全真教的宮觀、弟子就遍佈於河北、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甘肅等廣大地區，如1228年安葬丘處機時，「四方來會之道俗逾萬人，至有司衛之以甲兵」；1241年會葬王重陽時，「時陝右雖甫定，猶為邊鄙重地，經理及會葬者，四方道俗雲集，常數萬人」。這些數萬餘人的聚集，對元朝統治者而言，無異是一種強裂的震撼。二是全真教的信徒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員屬於丘處機利用成吉思汗賦予的特權，救拔出的戰場俘虜、應付不了徭役的平民、因戰亂而凍餓街頭的流浪者等。在元朝統治者看來，這些都有可能成為動搖其統治的隱患。儘管全真教在丘處機之後的歷任掌門也都利用宗教為統治者效力，但是其影響和勢力，已經超過元朝統治者的心理承受極限。
憲宗年間，親受成吉思汗特權的丘處機已已羽化登真多年，此時全真教享有的特權，隨着丘處機的離去，已臨晚霞時分。但是全真教的弟子們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依然勁頭十足地打着「三教一家」的旗號，利用特權，佔領佛門的寺院，合併佛門，玩得太猛，從而引爆了佛教人士的強烈不滿。於是紛紛上書朝廷，要求禁毀《老子化胡經》，歸還寺院。
佛、道矛盾的激化，佛教人士上書朝廷要求歸還寺院。為憲宗皇帝蒙哥限制全真教提供了有利的藉口和契機。畢竟全真教派被太祖成吉思汗賦予了許多特權，如果冒然對其限制，難免會引來社會甚至於統治階層內部的不同聲音。所以憲宗皇帝利用佛教人士上書朝廷要求禁毀《老子化胡經》、歸還寺院的契機，於憲宗八年(1258年)詔辦僧道辯法會，這場辯法會的結果，憲宗皇帝早已內定。全真道大敗，做為全真教弟子佔據寺院的理論基礎《老子化胡經》，被認定為偽經，列為禁書。憲宗詔令全真道歸還侵佔的寺院200餘處，焚毀《老子化胡經》及其雕版。
其時，南宋王朝尚存，要說這一次焚毀《老子化胡經》及其雕版尚不足以使其亡佚。但是，除了在元憲宗八年（公元1258年）這次焚禁之外，蒙哥的老兄弟元世祖忽必烈繼位後依然沿襲了這種抑制全真教的策，在滅南宋王朝後的至元十八年（1281年）、二十一年（1284年）、二十八年（1291年），《老子化胡經》又先後三次被詔令焚毀，從此《老子化胡經》便告亡佚。
清末，在敦煌石窟中發現了《老子化胡經》殘卷（序、卷一、卷二、卷八、卷十等殘卷）。
四、「老子過函關化胡」和「三教出一門」之說的影響
儘管《老子化胡經》被焚毀後亡佚，但是「老子過函關化胡」和「三教出一門」之說的影響，並沒有隨着《老子化胡經》被焚毀而去，這種傳說雖然幾乎無依據，甚至是謬傳；雖然令一些佛教人士不服；但是，已經在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中形成了無法抹去的烙印。已經得到了民眾的廣泛認可，影響甚廣。如有些火居道士傍着就近佛教的寺院修行,也不被僧侶驅趕；而一些出於民族自尊心的一些僧侶，也研習道教的一些經典；兩教之間的經典相互借鑑；部分神祇互相通用；有些道教派別甚至也把「佛誕節」做為教門的重大節日來慶賀（其寓意是慶賀老子的另一大有功德的弟子降世，事實上這種慶賀是給佛教上眼藥的一種做法）等等，充分說明了「老子過函關化胡」和「三教出一門」之說在中華大地的影響……
在《老子化胡經》亡佚多年後的一些明清小說里，我們也常常可以看到其中對「老子過函關化胡」和「三教出一門」之說的認可和影響。這裏最典型的當屬《西遊記》，這本書本身是「謗道敬佛」的，但是對「老子過函關化胡」和「三教出一門」之說依然是毫無疑義地認可（請參閱本人的另一篇作品相關文章《太上老君》）。所有這些，無不詔示着一種民族自尊、自愛情緒的存在。而在這種民族情緒面前，「老子過函關化胡」和「三教出一門」之說的真偽已經不是那麼重要了。
